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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你的看法，珍妮。”伍国华笑着用英语对女儿说道。
“这位年轻的将军是个奇人，他所说的‘正确的起点’，其实才是他这篇‘论文’的重点。”伍嘉媛说道，“我们行商集团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数百年而不倒，不就是因为始终站在‘正确的起点’上吗？”
“是啊！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一步错，步步歪’，的确象你说的，我们这一路艰难的走过来，这‘正确的起点’一个词，就已经概括了。”伍国华想起了艰辛的往事，一时间眼角不由得湿润起来。
“现在，中国差不多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记得我们了。”伍嘉媛叹息了一声，说的仍然是英语。
此时，并没有人会想到，这些已经完全“西化”的中国人，以前的身份是什么。
有清一代，历史上共出现过三个商业群体，即两淮盐商、山西晋商和广东行商，两淮的盐商经营盐业、晋商经营票号、行商的主业则是外贸。其中广东行商的历史最为辉煌，但也最不为后人所知晓。
在康熙帝废除禁海令之后，曾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允许与外界通商。但当时的清廷并没有成型的外贸体制，无力接待外来商船。于是在1686年，粤海关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商行，代理海外贸易业务，即后来俗称的“十三行”。后来行商家数变动不定，少则4家，多时26家，但“十三行”已成为这个商人集团约定俗成的称谓，可以说，“十三行”是清朝的“外贸特区”。
到了1757年，乾隆帝下令“一口通商”，四大海关仅保留广东一处，“十三行”由此达到了鼎盛时期，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甚至世界贸易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大量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商品由此从广州运往世界各地。在此后的100年间，广东十三行向清朝政斧提供了大量的关税收入。
“十三行”中以四大巨富潘绍光、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创办的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伍家经营的怡和行与英商和美商每年贸易额达数百万两白银，在中外商界的名号最为响亮。
在清代的三大商业群体盐商、晋商和行商中，行商的资产更为集中，其中经营长达百年的伍氏家族更是让行商的资产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伍家的怡和行就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自1810年到1850年之间的这四十年，“伍浩官二世”伍秉鉴掌握伍氏家族，伍家在大陆的力量达到了巅峰。在伍国华的这位伯父商业天才伍秉鉴的努力下，怡和行成为了行商中的佼佼者。伍秉鉴被美国商人称为“诚实、亲切、细心、慷慨，而且富有”，英国人盛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伍秉鉴除了和美国商人关系密切以外，同英国商行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伍家既是封建官商，又依靠同西方商人的贸易发财致富。他们同外商联系最为紧密，因而伍家能在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不为人知的是，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大量的存款和金银交给伍秉鉴保管。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也向伍家借贷。与其他行商不同，伍秉鉴很愿意尝试新的投资领域，他持有美国的证券，向美国的铁路建设投资。多方面的投入为他换来了更多的收益。1834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伍家的财产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600万银元（总价值相当于今天的50亿人民币）。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伍秉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西方学者称其为“天下第一大富翁”。怡和行也由此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1840年以前，可以说是广东行商的鼎盛时期，但鸦片战争爆发后，以“十三行”为代表的广东行商集团的辉煌却在战火中走向了没落。
但一个惊人的事实是，以伍家为首的广东行商们，并没有就此走向消亡，而是转移到了海外生根发芽。
就在伍氏跨国财团达到鼎盛的时候，一股暗流正悄然涌动。这时年事已高的伍秉鉴，也已经敏锐地觉察出了即将到来的危机。
由于“十三行”的大部分生意是与另一垄断者即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做的，东印度公司是大英帝国的全权贸易代表，然而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却被英国政斧取消了。而当时中国“一口通商”的方式无法满足曰渐增长的对外贸易活动，“十三行”与英国自由商人的贸易摩擦曰渐升级，已经逐渐变为19世纪中西关系危机的焦点。
伍家的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伍家最主要的业务。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谋取暴利，往往在货物里夹带鸦片。对于伍家来说，一方面是朝廷官府，一方面是多年来贸易往来的生意伙伴，两边都得罪不起。因此，他们只能尽自己的全力居中化解这些危机。
在林则徐至广州禁烟后，伍家积极配合，将外商上缴的一千余箱鸦片交给了林则徐，但是，林则徐认定这些鸦片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才交出来的，于是派人锁拿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到钦差大臣行辕审讯。面对官府的银威，伍家只能妥协，表示愿以家资报效。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由于与英国商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林则徐甚至还下令将涉案的伍绍荣革去一切职衔，逮捕入狱。伍秉鉴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斧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经过如此几番折腾，伍秉鉴颜面尽失，可以说斯文扫地。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伍秉鉴父子争取和平解决鸦片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伍秉鉴清楚地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正是不满广州“一口通商”和十三行的垄断贸易地位，一旦英军获胜，毫无疑问，广东行商集团的独特贸易地位将完全丧失。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伍家和其他行商，都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的财富。战争甫一开始，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就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炮台、建造新式战船、制作火炮枪械。纵然如此，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清军仍然全线溃败。1841年5月，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时，钦差大臣奕山统领的清军无力抵抗，奕山情急之下，想出了一条计策——命令行商们前往调停。广州城外，奉命行事的伍绍荣和行商们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了讨价还价。最终，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这600万元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共计110万元。
遗憾的是，这次赎城之举没有给伍秉鉴们带来任何荣誉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议。从战争一开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被国人扣上了“汉歼”的帽子。不管他们捐献多少银两，为国家和民众做了多少贡献，也摘不去这个帽子。
1842年，鸦片战争以清廷完败结束。《南京条约》签订后，在随后的赔款中，伍家被勒索缴纳了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清政斧在1843年还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
此时的伍秉鉴已经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所积累的财富注定不会长久。在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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