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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吱吱嘎嘎地爬上山路，随着每一次换挡，车尾都喷出一阵黑烟，也加剧着我们的紧张。有那么一刻，我都觉得好像要翻车了。我开始向上帝祈祷，求您一定，一定让我们安然度过这次旅程。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希望能看到一些绿草地或别的什么柔软的东西，万一我们翻车了，好歹能缓冲一下。但是没有，放眼望去，全是石头，再就是翠绿色的丛林。身后更远处，在几乎超出了视野范围的地方，是圣保罗的摩天大楼和工厂；我们正离它们越来越远，驶向大西洋海岸。
我深吸了一口气。即便没有险路上死亡的威胁，这一天也够可怕的了。我要去参加桑托斯足球俱乐部的面试了。这个俱乐部以其所在的港口城市命名，其规模并不算大，但经营得很成功。过去几年时间里，我一直在为bac——父亲在巴鲁的俱乐部——的青年队踢球。青年队的教练是瓦尔德马·得·布利托，他是一位足球名人，曾代表巴西国家队参加了1934年的世界杯。瓦尔德马认为我拥有过人的足球才华，就联系了桑托斯俱乐部的熟人，安排我去参加试训。当天上午，我和父亲坐火车从巴鲁赶到圣保罗，在那里跟瓦尔德马会合并一起吃了午饭。现在，我们三个人正坐车赶往桑托斯。
离开巴鲁是件令人心碎的事。因为我要跟儿时的伙伴们告别；还有，在我动身前一天晚上，全家人最后聚在一起为我送行，外婆一直在哭。其他人的情绪倒是都很平稳，我的母亲也是如此，这一点令我很惊讶。她对足球这件事仍心怀疑虑，但瓦尔德马在我家待了很久，努力做母亲的工作，他说我拥有杰出的足球才华，这是上帝的恩赐——就像父亲曾说的那样。在请求母亲让我跟他走的时候，他甚至哭了，他说，让我这样的球员待在巴鲁是一种罪孽；他还说，如果我试训不能通过的话，他会把我送回家。
我猜，瓦尔德马的话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在我离开之前，母亲亲手给我做了两条长裤，让我路上穿。那是我一生里第一次穿长裤，此前在巴鲁，我一直是穿着短裤的。
“我知道你会让我们骄傲的，迪科。”母亲对我说道，“记着我们是怎么教你的，别惹麻烦，我们就不会担心你了。”
我心里可是一点儿底都没有，刚出门，就被这山路吓了一跳。
汽车沿着山路上爬，不时经过让人心惊肉跳的急转弯和飘在云端的桥梁。这段旅途神奇诡异，甚至有违上帝的意愿，因为我们似乎是要把车开到天上去。我害怕上帝会一时恼怒，一口气把我们吹到山下，把我们送回巴鲁老家。
路途中，也许是看出我有些紧张，瓦尔德马就悄声嘱咐着我试训的事，父亲则在我们后排的座位上睡觉。
“别跟记者说话，他们只想作弄你。”
“别抽烟，否则你就会跑得越来越慢。”
“女人，她们是祸水！”
虽然我后来都是按照他的建议去做的，但当时我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心早就飞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去了，因为那里有一件事是我迫不及待要看的。
很快，车就到了桑托斯，过调车场、山腰上红瓦的宅邸，还有市区里迷宫一样狭窄的街道，朝着汽车站开去。终于，在这座城市里诸多林荫大道的尽头，我看到了最想看的东西——它在那里闪烁着粼光，是那么广阔的一大片蓝色，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太激动了，大叫了一声，把车上的乘客都惊醒了。
“别激动，孩子，”瓦尔德马略带惊诧地笑着对我说，“一会儿就带你去看看。”
当时我只有15岁，是个刚刚走出巴鲁小镇的小男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
而就在2年之后，我就被队友们扛在肩上在球场里庆祝，因为我帮助巴西队赢得了第一个世界杯。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惊奇，那2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那2年的我，似乎是坐上了火箭一样，激动，又有点控制不住——一直朝着一个无法预知的目标爬升。我控制不了这些急剧的变化，就干脆闭上眼睛享受它们。
我说的并不是名誉和荣耀，因为从本质上说，体育运动跟名誉、荣耀其实没什么关系。我说的是，我渐渐发现了自己的才华。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才华、天赋，有些人甚至拥有多种才华，有的是艺术，有的是音乐，有的是数学，有的是医术。最重要的是，你得去发现自己的才华，将其不断锤炼完善，然后，如果运气好的话，去施展这些才华并得到别人的认可。而在1956年至1958年时间里做到这一点，是我一生中最好、最满意的一件事。
从很多方面来看，我的经历并不具有典型意义，但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商人，有的是老师，有的是护士，他们曾跟我说，他们发现自我的过程其实跟我是类似的。那种不断超越、最后在同类人中脱颖而出的愉悦感，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人世间没有什么感觉能与之相比，并且，不论有多少人看到你的变化，是6万人，还是0个人，都无关紧要。如果你能发现自己所擅长的事，你就会感到高兴，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你的心里就总是充实的。而对我而言，以及对全世界无数男孩、女孩而言，这件事就是踢足球。
那天，当我第一次踏上桑托斯球场的时候，就觉得一个大场面即将到来，当时我甚至觉得自己一下子长高了一大截。
我们到达的那天是星期天，球场里正有一场桑托斯州的联赛——亦即我的俱乐部所在的联盟，对阵双方是桑托斯俱乐部和商业体育俱乐部。瓦尔德马为我们仨找了几个位子，我坐了下来，心怀敬畏地看着比赛。我从未看过这种水平的比赛，更不用说是在现场观战，当然那时也没有电视。比赛的节奏很快，似乎都不像是真的。我曾听说过其中的几个球员，其中就有雅伊尔·达·罗萨·平托，在1950年那次巴西队失利的世界杯上，他就是国家队的一员。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比赛，不敢相信自己即将跟这些人一起踢球。
比赛结束后，瓦尔德马带着父亲和我走下看台，来到球员休息室里。他向我们介绍了球队的主教练——路易斯·阿隆索，人们都叫他卢卡。然后，我见到的第一个球员就是沃尔特·瓦斯康塞洛斯，他是一名优秀的攻击型中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共为桑托斯俱乐部打进一百多个进球。他穿着10号球衣，这个号码一般属于场上的指挥官，他负责组织球场上的攻防，其职责相当于橄榄球的四分卫。
瓦斯康塞洛斯搂着我的脖子，朝父亲咧嘴一笑。
“别担心，”他低声说道，“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我笑了笑，感觉轻松了很多。但接着又紧张起来——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父亲就拥抱了我一下，跟我道别。
“这里很好，”他轻声说道，“你能成功。”
然后，就这样，他跟瓦尔德马走出了更衣室，回巴鲁，回到我至今唯一熟悉的生活里去了。
我站在原地，眼望着大门，似乎盼着他们俩从门里走回来。就在这一刻，我的童年仿佛结束了。从一定意义上讲，童年的确结束了。
说实话，父亲走后的几个夜晚，我感觉非常孤独。我就住在球场里，露天看台的下面就是俱乐部的单身宿舍，舍友们都很好，他们想方设法让我过得舒心一点儿。但这里跟家里不一样，房间很暗，墙上没有照片，我见不到亲人，也吃不到家里的豆米饭。一到晚上，我就想念父母、弟弟妹妹，还有“九月七日镇”的队友们。
有一天早上，我想逃回巴鲁去。我走到了球场大门处，却被球队的一位管理人员叫住了。他叫萨布琴霍，是个心肠很好的人。他说因为我还未成年，所以需要书面许可才能离开球场。我告诉他不要紧，我回头再给他拿来。当时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身上没有钱，其实哪里都去不了。幸运的是，萨布琴霍识破了我的小诡计——说实话，是个人就知道我打的是什么主意——并把我带回了宿舍。
我的生活暂时都很平淡，没有什么明显的转变，没有什么人生的顿悟，也没有比赛的胜利。我只是一天天训练，注意力全都在足球上面。有时候早晨醒来，我感觉脑袋都晕乎乎的，手脚似乎都不会动了。但每次我都挣扎着下床，踏上训练场。一旦开始运球、传球、射门，我就立刻清醒过来，每次都是这样。
桑托斯俱乐部说我太小了——身材太单薄，只有108斤——跟球队踢什么样的比赛都不合适。开始的时候，老球员们总是让我给他们端咖啡、拿烟、拿汽水，把我当成跑腿打杂的小孩，而不是队友。他们让我跟年轻的球员一起训练，而后来我发现，我完全有能力跟队里的顶级球员匹敌。
在一次训练中，卢卡教练让一个名叫弗尔米加——外号“蚂蚁”，是个非常好的防守队员，甚至为巴西国家队踢过球——的球员盯防我，我成功地摆脱了他的防守，打进了几个球。
“很不错，小子，”卢卡说道，“继续努力。多吃！老天，你得变壮一点儿。”
这个要求倒是很容易实现。队里的伙食营养很好，有鸡肉、牛肉，这是我第一次能每顿饭吃到这些东西。我看到什么就吃什么，同时继续健身。桑托斯俱乐部有一个健身房，我在那里学习空手道，它能帮助我学会如何正确起跳，而更重要的是，对一名足球运动员来说，我能学会如何正确落地。我身上开始长出肌肉，我的腿也变得粗壮了，不久之后，我的大腿就跟腰一样粗了。同时，我继续练习从小就从父亲那里学会的足球基础。我一天好几个小时都待在球场上训练，甚至在别的球员都离开了，我还要加练一会儿。
我心里想的是，即便远离家乡，我也要*做的事。
我很快乐。
而且，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正在攀升。
父亲常对我说，要想在足球上获得成功，才华是很重要的，但仅有才华也是不够的。他的足球生涯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还常对我说，运气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56年过半，每当我思考该怎样才能代表桑托斯球队上场踢球时，他这些话就在我耳边回响。
我的首场比赛是为桑托斯青年队踢的。我打进了几个球，这已足够向俱乐部证明我通过了试训，可以得到一份合同了——虽说这是不合法的，因为我当时还未成年。又踢了几场青年队的比赛之后，我的机会终于来了。桑托斯主队要到邻市库巴唐踢一场练习赛——所谓的“友谊赛”，而队里有几名主力球员去不了，所以，我就首次穿上了一队的球衣上了场。我们6:1获胜，我打进了4个球。
从那以后，其他球员对我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另外，桑托斯的媒体也开始注意到我，他们报道说，一个来自内地的小孩在足球上的表现令人惊讶。话语传开，我们训练时的观众都达到了1万多人，比以前多了一倍。
1956年9月7日是巴西的独立日，也是我跟故乡小伙伴们成立的球队用的名字，那一天，我第一次正式作为桑托斯俱乐部的球员上场，对阵的是科林蒂安斯。这个科林蒂安斯并不是那个著名的“科林蒂安斯”俱乐部，只是与之同名的一个小俱乐部，来自圣保罗州的圣安德烈市。我刚上场，桑托斯的优秀球员之一——佩佩，就射门了，对方守门员把球扑了出来，我将弹出的足球踢进了网内。这是我作为职业球员的首个正式比赛进球，是我职业生涯中1280个进球中的第一个。我太激动了，在球场上奔跑着，挥舞着手臂庆贺。比赛结束时，科林蒂安斯的球迷都站了起来，为我们鼓掌。他们的球员也都很好，纷纷走上前来向我表示祝贺。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桑托斯的媒体开始公开呼吁，让球队多派我上场，市里的人们也都认识了我，常常问我什么时候能经常参加比赛。
我还要等。最初我在桑托斯队踢的位置是armador，即支援型中场，可现在我更多地被当成攻击型中场使用，即场上的10号。问题是，桑托斯现在已经有两个非常优秀的攻击型中场了，即德尔维奇奥和瓦斯康塞洛斯，后者就是那个在我到球队报到第一天时搂着我的脖子热情欢迎我的那个人。
因为父亲的经历以及带给我们全家的影响，我很痛恨接下来发生的事。一天下午，在主场与圣保罗队的交锋中，瓦斯康塞洛斯跟对方球员狠狠地撞在了一起。看着他在球场上翻滚的情景，我们都意识到了其严重性；事实的确如此，他的腿断了。
而瓦斯康塞洛斯的受伤恰恰给了我上场的机会。1957年新赛季开始，而瓦斯康塞洛斯的伤还没好，所以我取代了他的位置。从此我再没有退出过主力位置。
瓦斯康塞洛斯是一个完美的绅士，几年后，有记者问他事情的经过，他说：
“桑托斯的10号是我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直到有一天，一个小细腿的黑小孩来了，后来他走入历史，成了‘贝利’。”
多年以来，对“贝利”这个绰号的来历，有很多离奇的解释。其中一个说，这个名字出自盖尔语，意思是足球。这个说法很不错，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来自巴鲁的男孩要叫这个名字。另外，“贝利”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奇迹”，这个解释也跟上面一样说不通。还有个复杂的解释是，一伙儿土耳其商人曾在巴鲁看到我跟伙伴们踢球，那时我不小心手球了，于是他们就说了“pé”——在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脚”，“le”——也许在土耳其语的意思是“傻瓜”。其实，这种说法也讲不通，但信不信由你，在此前出版的很多与我有关的书里都采用了这个解释。所以，我在这里将其转述一遍，让大家看看多年来关于绰号的来历是多么令人困惑。
那么，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真相有点令人失望：没有人知道“贝利”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因为，“pelé”这个词根本就不是一个词，在葡萄牙语里什么意思都没有。但是还有一个解释，出自我的舅舅豪尔赫，似乎比其他解释更可信一点儿，而这个说法跟我小时候在巴鲁踢街球是有关系的。
在前文中我曾提到过，小时候我经常在球场上充当守门员，因为，如果我整场比赛里都参加进攻，我所在的一方总会大比分获胜，而对面的孩子们就不愿意玩了。而在当时，父亲所在的半职业球队里的守门员有个外号叫“bilé”，所以，在我守门的时候，另一方的小孩们就会说：“嘿，他把自己当成bilé了！”“看啊，bilé又救了一个球！”小孩子们吐字不清，里面的元音和辅音说不清楚，于是，“bilé”就变成了“pelé”。不久以后，这个绰号就在球场上永远伴随着我了。
长大之后，我很不喜欢这个绰号。因为它是一句废话，没有任何意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对“埃德森”这个名字很是自豪，因为它跟著名发明家的名字一样。后来，我甚至会跟叫我“贝利”的孩子打架。如果非要有个绰号的话，我宁愿被人叫作“迪科”。还有一段时间，我在球场上被人叫作“gasolina”，也许是因为我跑得快吧。可是不论我用什么办法，都摆脱不了“贝利”这个名字。
在我来到桑托斯以后，很多事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也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贝利”这个名字。
也许理解起来有点难度，我来解释一下：在我的职业生涯即将开始的时候，我开始将“贝利”看作另一种身份。“埃德森”是一个来自巴鲁的穷孩子，是唐丁霍和塞莱斯特的儿子，他非常想念故乡的家人；而“贝利”是一个渐渐升起的明星，虽说还是个少年，但很快会变成一个体育偶像，甚至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运动员之一。“埃德森”很缄默、害羞，但“贝利”要在千万人面前踢球、在镁光灯下微笑。他们俩是同一个人，但属于不同的生活——一个是我熟悉的，另一个是全新的、不断变化的，有时甚至是吓人的。
这种想法是不是很疯狂？也许吧。但请大家注意，在成为桑托斯的主力球员时，我才刚刚16岁，却一瞬间成了轰动性人物——第一年我就成了球队的最佳射手。而当时是上世纪50年代末，电台等媒体在巴西还是个新鲜事物；我们第一次有了一种流行文化，而我恰恰身处中心位置。一夜之间，我就被记者、球迷以及要跟我交朋友的人团团围住了。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习惯了各种名人大腕，甚至会对其冷嘲热讽，但在当时，从没有人有过被人热捧的经历。对像我这样的小孩来说，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我说的不是足球，因为在球场上，我有很好的掌控能力。所以，我将“贝利”当作一个防御机制，一扇将我与外界隔开的栅栏；它能让我保住自我，不会迷失，“贝利”能让“埃德森”保持清醒。
多年以来，我常常会用第三人称讲述“贝利”，这件事令人十分不解。“贝利今天打进了两个球……”“贝利很高兴能来柏林……”这样表达常常是很有必要的。身为“贝利”，有些事情很难理解，有时候我自己都无法理解。能受到万众的爱戴和仰慕，我深感荣幸，我一直都将全世界人民对我的美好祝愿看得无比宝贵，正如一位叫诺曼·卡特勒的作家曾这样写道：“在这一个半小时里，他得到的英雄般的崇拜甚至比平常球员一辈子得到的还多。”可是，我不敢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事。上天赐给了我出众的足球才华，而利用这些才华让尽可能多的人感到快乐一直是我不敢掉以轻心的职责。正因如此，时至今日我都不会拒绝别人跟我合影或要签名的要求。
多年以来，我曾目睹很多离奇的事，一些超出了平常的球员与球迷关系的事：曾有成年人因见到我而泪如雨下；我曾在大型比赛结束时被球迷扒光身上的衣服去当纪念品；我曾被尖叫、哭泣的女球迷团团围住；而据推测，非洲某个冲突地区甚至因为我要在那里踢球而宣布暂时停战。
上世纪70年代，我住在美国纽约，那时我常常去儿童医院看望生病的孩子们。有的孩子已经几个月没能下床了，而在我走进房间时，他们竟然站了起来，像是痊愈了一样；他们的眼里闪着光辉，对我说：“我要当一个著名的足球运动员！我要进很多球，就像你一样，贝利！”
天哪，这些孩子，有的是晚期癌症，有的是被截了一条腿，可当我望向他们的父母时，看到的是同样的眼神，似乎他们对孩子的话深信不疑。于是我回过头，聚集起所有的信念，对那些孩子说：
“对，孩子，你出院以后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球员，就像我一样。”
这些经历都是我的荣耀，有些是我一生中最宝贵、最充实的事。天哪，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要哭出来。但是，那些孩子并不是因为见到一个名叫“埃德森”的巴西人而兴奋，他们鼓起最后的气力，为的是见一见“贝利”，那个足球传奇人物，他们的偶像。这种事绝不是一个人能承受得了的，而多年以来作为“贝利”背负着这么高的期望值活着，不亚于我在球场上承受的任何挑战。
一天下午，我下楼到桑托斯球场的经理办公室去给家里打电话，这种电话我每周都要打一次。
电话是父亲接的，他似乎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迪科，”他说道，“我听说你被招进国家队了！”
我兴奋地大叫起来，甚至就在办公室里跳起了舞步。这意味着我能代表国家队出战1958年的世界杯了，而我刚刚17岁！
“等——等一下，儿子，别激动，”父亲接着说，“不过不是很确定。”
“你……我……什么？”
父亲给我解释着，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当时父亲坐在家里听收音机，这时播音员念到了此次招入国家队的人员名单。但父亲没听清到底他念的是“pelé”还是“telê”，后者是里约的弗鲁米嫩塞队球员。
“也许你该去问问球队的管理层，”父亲建议道，“记得给我回电话。”
我放下电话，在俱乐部办公室里四处乱跑，想找个人——随便一个人——问清到底怎么回事。开始时碰到的两三个人只是朝我耸耸肩，说他们什么都没听说。最后，我找到了摩德斯托·罗马，他当时是俱乐部的主席。
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困惑，他大笑起来，笑个不停。
“噢，他（播音员）念的绝对是‘贝利’，”他解释道，“几个小时前，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祝贺你，孩子，你进国家队了。”
这个可恶的绰号！
能被国家队招入，我感到非常荣耀、非常激动，但也知道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大麻烦。
马拉卡纳球场的失利已经过去8年时间了，但巴西还没有从中复原，一点儿都没有。我们参加了1954年世界杯，那届世界杯在瑞士举行，因为它没有受到二战的影响，有能力承办这项赛事。1954年世界杯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它是第一届电视直播的世界杯，还有就是德国获准参赛。但是巴西队仅仅止步于四分之一决赛，以2:4输给了当时被称作“华丽的马扎尔人”的匈牙利队。而匈牙利队在决赛中又输给了西德队。
对这次世界杯，巴西国民倒是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狂热，事实上，全国都是对其无所谓的感觉。由于时差原因，球赛都是在巴西的深夜举行，而只有少数巴西人拥有电视，并且，从瑞士传来的电台信号太差，收音机听球的效果也不好。但说到底，巴西国民对此次世界杯如此冷漠的原因非常明显，那就是他们仍然未从1950年世界杯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很难对1954年的国家队付诸热情。
1954年世界杯之后，就是参加1958年世界杯南美赛区的预选赛。在对阵同一大洲的球队时，巴西队表现出的完全是一副“遇弱则强、遇强则弱”的样子。1957年，巴西7:1大胜厄瓜多尔，9:0大胜哥伦比亚，却以0:3输给阿根廷，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以2:3输给了老对手乌拉圭。在只需一场胜利就能锁定世界杯席位的时候，我们仅以微小的优势战胜了秘鲁——2:1。在此期间，球队的人员组合杂乱无章、眼花缭乱，还经常更换主教练：3年时间里换了7个！在距离瑞典世界杯仅仅还有4个月的时候，主教练的位子还是空的。
国家队让我们在4月7日到里约报到。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真是有惊喜在等着啊！到了里约之后，我们不是去训练场开始练球，而是被直接送到了当地一家医院。
在那里，我跟其余32名球员接受了一系列专家五花八门的检查——神经病医师、放射科医师、牙科医生、心脏病专家……戳、刺、揉、x光、面试……医科检查是整个筛选过程的开始，目的是淘汰掉11名球员，剩下的22个人去瑞典。
而其背后的原因是大家都不能说出口的：这些测试都是1950年世界杯直接导致的。也就是说，如果巴西在那届世界杯上因为长久的贫困和落后而输给了乌拉圭，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用上所有能用的科学手段，把身有瑕疵的球员尽早筛掉。其实，这件事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下面就让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上世纪50年代中期巴西的状况：在一些农村地区，有一半的婴儿活不过周岁；三分之一的人患有钩虫病；人均寿命只有46岁，而美国当时是70岁。所以，尽管这33个到里约报到的人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健康的运动员，医生们还是要看看我们身上是否潜藏着疾病。
为达到医生“理想运动员”的标准，好几个球员被拔了牙，有些则是切了扁桃体，还有几个因为身体状况被送回了家。
最后，还有两个人需要经过特别审查。
其中一个是曼努埃尔·弗兰西斯科·多斯桑托斯，他当时在博塔弗戈俱乐部踢球，外号“加林查”，或“小鸟”。第一眼看上去，加林查就是医生寻找的病号代言人——他脊椎畸形，左腿比右腿短约6厘米，而右腿则向内弯曲。当初要不是正在意大利踢球的边锋朱里霍说应该让在国内的球员代表国家队出战，加林查根本不可能被招进国家队。医院里大大小小的医生都来检查加林查的腿——上面都是被对手撞伤、踢伤的疤痕。另外，加林查在心理适应性测试中得分很低。还有，他在“职业”一栏中填写的是“atreta”或“athrete”。说实话，如果把拼写作为测试标准的话，巴西国家队没人能去1958年世界杯！医生在经过仔细考量之后得出了结论：尽管他的腿看上去很吓人，但运转起来还是没问题的。加林查就这样留在了队里。
第二个被放到显微镜下检查的人？也许大家都猜到了，是的，就是我。我的身体机能和运动技巧都还不错，但在衡量意志力的行为学测试中却表现欠佳。这项指标很重要，因为正是缺乏斗志和勇气才让我们丢掉了1950年的世界杯。而没有人愿意体谅——17岁的我是这届世界杯上年龄最小的人。
负责此次测试的是社会学家乔伊奥·卡瓦雷斯，他的“判文”没留丝毫余地：“贝利太幼稚了，”他如此写道，“他缺少必需的斗志，又太年轻，体会不到别人的侵犯并做出适当的反应。此外，他还不具有团队精神所需的责任感。”
“我建议不要带他去瑞典。”他如此结论道。
幸运的是，最终当选1958年巴西国家队主帅的维森特·费奥拉是个凭直觉办事的人。在读过卡瓦雷斯的报告之后，他回复道：
“你也许是对的。但你对足球一窍不通！只要贝利身体健康，我就要带着他。”
我们的训练很严格，球员们也都精神饱满，似乎已经走出了1950年世界杯失利的阴影。在离出发去欧洲只有3天时间的时候，我们只需再跨过另一个障碍：最后在圣保罗的帕卡恩布球场跟科林蒂安斯——巴西最大、最著名的俱乐部——踢一场热身赛。
我们本不该踢这场球。
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球队会安排这样一次热身赛。此前我们已经跟很多国家队踢过很多场热身赛了，其中包括保加利亚和巴拉圭，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而跟本土一家像科林蒂安斯这样拥有大量球迷基础的俱乐部踢球无疑会对国家队造成古怪而不利的影响：我们将在巴西土地上受到“对方”球迷的嘲弄。雪上加霜的是，科林蒂安斯的球员和球迷早就对国家队心怀怒气：他们最受欢迎的球员路易济尼奥没有入选国家队。
国家队踏上帕卡恩布球场的时候，我们遭到了全场球迷的嘘声；而在我们进球之后，他们的倒彩声更大了。比分到了3:1的时候，很多球员已经在考虑穿什么衣服去瑞典，这时，我在对方半场接到一个传球，带球向禁区跑去。我都没有看到对方的防守队员——阿里·克莱门特——倒地朝我铲过来。
我感觉好像是被烧红的针深深地扎进了右膝盖一样。我倒在地上翻滚着，痛苦地叫着，这时球队的助理教练朝我冲来。
“你能站起来吗，小子？”
我很疼，也很害怕。我首先想到的是父亲。他的首场大赛就是伤在了同一个膝盖上。这难道也是我的天命吗？
“没事，没事。”我说道，努力让自己安下心来。
但是，当我准备站起来时，膝盖一受力，又坐倒了。助理教练们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把我带离了球场，回到更衣室里。我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我坐在帕卡恩布球场昏暗的训练室里，擦干眼泪，膝盖放在一个金属桌子上；在此后的岁月里，在所有我参加的大赛里，我都未有过如此紧张不安的时候。球队的医务人员——队医希尔顿·戈斯林、受人爱戴的理疗师马里奥·亚美利哥——把冰袋放在我的膝盖上，沉声交谈着。
“别担心，”马里奥对我说，“我们保证你能好起来。”
他只是在安慰我罢了，没有人知道我的膝盖会怎样。毕竟我们还在巴西，还有11名球员——包括路易济尼奥——等着代替我的位子。把我留在巴西是个最简单、最合理的决定了，而后来我还得知，他们几乎就要这么做了。国家队已经选定了为瓦斯科达伽马队效力的阿尔米尔来替我。
最后，戈斯林医生告诉教练组，说我的膝盖情况很不好。我在1个月时间里不能上场踢球，也就是说，所有在欧洲的热身赛，也许还有世界杯开始的前两场比赛我都不能上场。但戈斯林还对他们说，我很年轻，身体又很健康，也许，仅仅是也许，我会比预期时间更早康复。
教练组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讨论，最后认为——值得为我冒这个险。如果我是教练，都不敢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多谢上天的眷顾，多谢医生和教练的信任，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改变。
小时候，我曾梦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巴鲁镇上有条飞机跑道，很多个下午，我就坐在跑道边上，看着飞机和滑翔机起起落落，有时候还逃课去看身穿皮夹克、戴着飞行员眼镜的飞行员。这一切都是那么迷人，仿佛一扇通往更新、更精彩的人生的大门。
有一天我听见有人大叫，说一架滑翔机出事了，这恐怕是时至当日巴鲁最轰动的新闻了。我跟小伙伴们立刻跑到事故现场，在近处看着着火的飞机。接着，我们又跑到医院，从脏兮兮的窗户外向里看去。飞行员已经死了，尸体就放在解剖床上。我呆住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尸体。医生要把那个可怜的家伙的胳膊挪开，可能做起来挺困难，因为尸体已经僵住了；于是医生就把胳膊猛地一拉——一股血液喷到地板上。我跟小伙伴们都惊叫起来，逃命一般跑回家里。此后几个月，甚至数年之后我还会因此做噩梦。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猜到了——这次经历让我很久都不敢坐飞机。所以在1958年5月24日，随巴西国家队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dc-7前往欧洲是我的首次飞机之旅。我拖着步子走上舷梯，右膝裹着厚厚的绷带，心里却万分紧张，因为，我有可能会因为受伤而打不了比赛。我会不会在抵达欧洲之后就立刻被送回家？我的胃抽搐着。
飞机起飞之后，我的心情逐渐好起来了。队医马里奥·特里戈是一个很风趣的人，他组织大家一起做智力问答游戏——他问我们问题，我们则胡乱答出五花八门的答案。中途我们在巴西东北海岸的累西腓市加燃料，我看见机场上聚集了好几千人，他们唱着、欢呼着，祝我们好运。先前与科林蒂安斯俱乐部比赛遗留下来的酸楚被他们冲淡了很多，我们的信念加固了——我们身后是整个国家的支持。
队员们之间的纽带和友情也建立起来了，这对一个球队，尤其是国家队来说是很美好的一件事。说到凝聚力，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共同代表国家出征的荣耀了。在巴西，我们的纽带大都体现在互相起外号上面，即便他们早已有了两三个外号也难逃此劫：吉尔马是“长颈鹿”，因为他脖子很长；德索迪是“大头”，因为他脑袋很大；迪诺·萨尼是“膝盖”，因为他秃头，而他光亮的脑壳很像膝盖……有些外号过于粗俗，这里就不写了。还有，迪迪是“黑苍鹭”，马佐拉是“石头脸”。而出于对我膝伤的反讽，大家都觉得把我称作“alemao”——“德国人”——最滑稽。
我们欧洲之行的第一站是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那里飞机要补充燃料。然后是意大利，在那里我们跟两家俱乐部——佛罗伦萨、国际米兰——踢热身赛，因为膝伤，这两场比赛我都未上场。在比赛之前，我们坐着一辆大巴游览了罗马，也成了当日罗马“一景”——一群来自巴西农村的男孩子，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大吵大叫又大笑，跟一群疯子一样。我们去看了圆形大剧场、许愿池，还有其他著名景点。说实话，这些风景名胜对我们的吸引力不大，游览还没结束，我们就开始叫嚷着：“午饭！吃饭！吃饭！”最终教练组妥协了，带我们去了一家意大利餐馆，接着就是大盘大盘意大利面被消灭干净。这才是我们喜欢的东西。
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反过来说，外界对我们的了解也很少。几天后，当我们抵达瑞典，入驻酒店之后，发现主办方在酒店外面升起了参赛国的国旗——苏联、英格兰、威尔士……都毫无问题地飘在空中。但是巴西的国旗挂错了，他们挂的是蓝、绿、黄三色旗，但是旗子中央不是圆形的天球仪，而是一个方形图案，还放错了位置。
当时我跟球队的尼尔顿·桑托斯、扎加洛、吉尔马等几位年长的球员站在酒店外面，他们当中有个人指了指巴西国旗，我们都愣在了那里。接着有人窃笑起来，然后大家哄堂大笑。最后，吉尔马，我们的守门员，说：
“可恶。我想咱们最好让他们把国旗换掉。”
吉尔马当仁不让地去找主办方了。一会儿，他们就颇有礼貌地将国旗换成了正确的。这其实是个无心之过，但大家都明白了一件事：要增长见识的人，不仅仅是我们。
10
站在今天这个facebook、google、youtube、cnn等媒体覆盖全球的信息时代，回头去看看当时人们对其他国家的了解竟然是那么少，真是很令人惊讶。在1958年，电视机属于奢侈品，只有少数欧洲上层人士家里才有，在巴西则更少了。所以，在瑞典，以及在此后几年我曾去过的国家，我们不仅仅是足球运动员，还是外交大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论他们是在看台上看我们踢球，还是在大街上遇见我们，这都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巴西人。在那些年里，世界上数百万、数千万人开始了解我们的国家，正是通过足球这项体育运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责任，同样也充满了乐趣。
我关心的还是自己的膝伤。腿上绑着冰袋，我有大量时间可供挥霍，何况，距离正式开赛还有6天时间。所以我就跟其他年长的队友到市里面溜达。很快，我们就喜欢上了这个陌生的新世界。
当然，国家队的管理层在我们如何安排时间上与我们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想让我们把心思都放在球赛上面。他们也许是想把所有类似1950年夺冠失利的苗头都扑灭。他们给我们制定了太多规章制度，比如，我们不准带铃鼓等乐器上飞机。“巴西国家队要去的是瑞典，不是桑巴舞学校。”记者鲁伊·卡斯特罗在《孤星传》一书中如此写道。另外，我们还不准在规定时间之外与媒体交谈，不能把报纸、杂志带到训练场。家里给我们寄来的信件，管理层都会先拆开看一遍，确保里面没有影响我们心情的事情，才会把信交给我们。每周我们只能跟家里打一次电话，时间最多3分钟……
球队管理层对我们的管制近乎滴水不漏，但还有一些问题是他们力不能及的。比如说，戈斯林医生向我们入驻的酒店要求，将他们的28名女性雇员换成男性，这个要求还不算过分，对方照办了；但球员们很快就发现了更厉害的“干扰因素”：附近湖中有个小岛是祼体主义者的活动场所，而从酒店窗户望出去，他们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戈斯林医生就向当局反映问题，说能不能在巴西队入驻期间让这些人多少遮挡一下身体。这个要求被婉言拒绝了。结果就是，球队里有些人买了望远镜；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情况。
有过第一次接触之后，那些瑞典姑娘的热情就无法阻挡了。当时还只是1958年，但似乎瑞典早就跨进了60年代。瑞典女性都很漂亮，也非常开放，这在巴西是绝不可能遇到的事。令我们诧异的是，我们球队里最受欢迎的并不是那些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球员，而是我们三个黑人——迪迪、莫阿西尔和我。她们见到我们就跑上来，或者要求合影，或者索要签名，或者只是聊天。我们不懂瑞典语，她们不懂葡萄牙语，我们仨会的英语加起来也就6个单词。但那些姑娘似乎并不在意。我猜这是因为她们此前从未见过黑人。有些女孩甚至伸出手摸我们的胳膊和脸，而这当然会引起其他队员的哄笑和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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