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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的时间，京城反腐行动早已完毕，总共收获了超过六千万两的巨额不明财产，大批获罪的官员、皇亲、贵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随后扩大到全国范围内的反腐行动，更是收获了超过十亿两白银价值的巨额不明财产。这里面白银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是黄金，大部分是土地、房屋、厂矿之类。超过十亿两白银的价值，可想而知，这个时代的官员、皇亲、贵族贪污**起来有多么的恐怖了。
当然，有了官就有了商人。在反腐行动之中，无数的巨商落马，这些马无夜草不肥的家伙，可谓把官商勾结的勾当做到了一个极致。
这里面，不得不提一下晋商集团。
晋商的发家路不是血泪史，而是汉奸史！两万万汉人的血泪史！假如没有晋商做汉奸出卖战略物资，姬庆那个时空满清未必有能力进关，即便明亡，换个汉人朝廷，想必也不会防备汉人像防贼一样。满清几百年，科技、文化、经济跟明末比一点进步都没有。
崇祯初年，小冰河时期带来灾荒已经让东北的民生彻底崩溃了，后金统治区虽然只有七十万人口，但百姓易子而食，米价曾高达八十两一石，布也要二十两一匹。历史上依附后金政权的晋商提供了皇太极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
通过晋商，后金才可能把劫掠来的财物、古董和金银购变成粮食，来养活被掳掠来的几百万人口。辽东的米价最终降到了一两四石，人口增加了数倍，粮价却压到了最峰时的几百分之一。晋商八大家在崇祯十五年就窖藏了上千万的银两，还因为这些功绩得到了清朝御赐的皇商地位，造就了此后山西富甲天下二百七十余年的传奇。
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入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不仅如此，在满清文件中，晋商为后金提供的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的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细条，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军情塘报。
商人做到如此程度，国家都卖了，可算是到了一个极致，无耻到了极点。
当然，晋商集团卖国的活动可不是他们自己就能够做到的，为此，自然拉拢了不少文官势力、武将集团、皇亲贵族团体。这些官员贵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但是他们的行为其实与卖国没什么区别了，只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良心，早就没了。
对于晋商集团，处置非常的严厉。崇祯以前就知道有这么个卖国的晋商集团，不过当时他动不了就是了。现在有了姬庆的帮助，晋商集团自然成为了崇祯的刀下鬼。抄家灭族，这都是轻的。
对此，姬庆没有过问，子体文武大臣也没有从轻发落的建议，实在是因为晋商集团太不是东西了，所作所为天地难容。
又是反腐、又是清算、又是打破大明祖制的各项新制度，反对的声音自然很多。不过，曾经孤家寡人的崇祯，曾经面临亡国的崇祯，现在有了姬庆助力的崇祯，哪里会在乎这些。大刀阔斧，宣传做到的情况下，那些还为了一己之私起来反对的所谓文臣势力，只会被推平，扫掉。
文官集团赖以成长的根基，科举制度，也被崇祯废除了。未来的国家，将会有一个全新的官员选拔制度，人才的培养，不再是原来的私塾，而是不久后会建立的全新教育体系下的各大中小学校。
可以说，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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