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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师长张作霖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任命廿八师师长冯德麟为军务帮办。
作为熟悉历史的张汉卿，对后来的变化自然是了然于胸的。可是没料到乃父竟更是技高一筹，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便决心反袁的张作霖表面上还是表示听袁调遣，以便骗取饷械。待饷械到手后突然变脸，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提出了“奉人治奉”的口号，表示不能离开奉天。这一手来得甚是漂亮，连张汉卿都不禁暗暗佩服：张作霖能登上“东北王”的宝座，这两把刷子真不是虚的！
与张作霖同城竞争的冯德麟不能坐视张作霖得了这么多好处：这年头有军火便能就地征兵，继尔扩充实力。张作霖得了枪，他不甘落后，眼睛瞄上了段督军手中的钱。
这笔钱就是张作霖所要替奉天人民清算的“公帑”，即段在东北上任后的“收获”。段芝贵是著名的贪官，他自知奉天非久留之地，遂有携巨额官款逃回北京之意。可是张作霖根据张汉卿的建议，说是说了，却没有真的动这笔钱的主意：有钱能壮大不假，但是毕竟中央政府余威还在，考虑到东北局势自己并不占优，张汉卿力劝张作霖不要因小失大，以免成为众矢之敌，并设法下套，怂恿冯德麟动手。
此时，冯德麟虽然对晚辈的张作霖和自己平起平做极为不满，但他始终认为他们是内部矛盾，在对付袁世凯派来的段芝贵一事上，他们应该站是一起的，于是首先与张作霖做了驱段沟通。其理由是段芝贵是清末的官员，东三省支持袁世凯称帝一事上段是罪魁祸首（两人都不提自己曾是摇旗呐喊的先锋），现在东北人仍让这个袁世凯的“走狗”（不再是段将军及老师这个尊贵的称呼了）骑在头上是一种耻辱，应该尽快驱逐他。
张作霖闻言暗喜，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不过他还是装出一幅难为的样子说：“段将军当年是家父及作霖的恩人，虽然其种种形为为我所不耻，但要作霖对其作出不义之事来，恐为绿林中人耻笑，将来我亦无颜见父亲于地下。”冯德麟虽然惊诧于张作霖的“江湖风范”，却不疑有他，反而心中高兴：“人说张作霖是枭雄，看来言过其实：古人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都什么时候了，还念着所谓‘道义’。”虽然如此想，却假惺惺地说：“既然雨亭不便出面，那驱段之事便由二十八师…”
随侍在彼的张汉卿接口说：“驱段是国家大义，父亲虽不便出面，也要稍尽一份力。这样，父亲便出面劝其离奉，冯伯父则以武力胁迫。段将军见伯父与父亲均态度明确，自然无法在奉天逗留。善后事宜，均由伯父作主，父亲则可保不被诟病，也算对得起这位世谊。”
于是决定由冯德麟的二十八师演黑脸，和他作下面冲突；张作霖的二十七师唱白脸，吓得他畏罪而逃。让袁世凯的人也知道，奉天人不是好惹的！
于是张作霖布置军队于某夜开枪，然后假意到段芝贵处报告，说冯德麟要率二十八师部队进城，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张作霖表示自己无法制止。段芝贵听后，十分紧张。张作霖借机劝段芝贵避一避，段芝贵感到这是一个好办法。经电请中央批准，他便乘机攫取巨额官款和若干军火，乘一列专车赴津。
这一切，张作霖均暗中派人知会冯德麟，明面上还特派张作霖亲信五十四旅孙烈臣旅长率一营兵亲自护送。然而等车行到沟帮子车站，却被冯德麟早已布置的二十八师汲金纯旅的一个团在沟帮子车站拦截了该列火车。团长邱恩荣上车，以奉天军民的名义，交电报两封，内称：“卸任上将军段芝贵为帝制祸首，奉天人民正拟处以应得刑罚，竟敢手携省官款二百万之巨并军火大宗，闻风畏罪潜逃，奉天人民无不发指痛恨，电请汲旅长派兵就近截留押赴奉天，依法处理。”而且士兵又拥到站台上，剑拔弩张，形势一触即发。
段芝贵把电报拿给孙烈臣看，孙烈臣看罢，大声不满地说：“岂有此理，等我问问。”即下车到票房同邱团长谈话，却黄鹤一去沓无音讯。段芝贵见孙烈臣许久不回，惊慌失措，立即下令把官款和军火卸下，堆在站台上。
看到这一切，于是孙烈臣上车后报告说：“奉天各界人情汹汹，一定要截留专车押回，经张代督婉商多时，才答应不扣专车，但官款和军火务须点清留下，并电请中央查办。”段芝贵连忙点头认可，下令交由邱团长清点带回。
平空得了一笔巨款，冯德麟喜不自胜。张作霖对这笔巨款也是垂诞已久，但能够忍住不动，张汉卿居功甚伟。在他印象中，袁世凯之后，大权归于段祺瑞（老段），而段芝贵（小段）与此老段颇有渊源。为了将来“见面有话说”，只得忍痛。不过不经意间，奉天人便觉得还是张作霖有情有义，不做落井下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