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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出山，奉系完全接手了政权，使冯系将领始料不及，他们的“国民革命军”的地位顿时尴尬起来。群龙无首，若无合适地盘和目标，这支人数不菲的军队很快将成散沙。遍观北方省份，除山西外都已在奉军/人民军手中，张作霖对他这股力量早已虎视眈眈，怎会轻易让出一块地盘给他们发展？若要发展，只有山西一地可以生存。冯在的时候，还能从大局着眼，约束他们。现在，冯玉祥不在了呢？
按照张汉卿的计策，通过威逼利诱使得为取得生存权而奋斗的冯军与力图割据自保的晋军交锋，无论何方输赢，均受削弱。当然，战端一起，生灵涂炭，中央政府自然可以以“民意”为名控制局面，各个击破。
张作霖大喜，认为可行，因而依计加紧了对冯系军官的压力：一会儿放风以统一财政为名，要统筹安排各部军饷----胡景翼就是因此而支撑不住导致散伙的；一会儿要求统一削减军人，国家不再供养冗员，使之私底藏兵成为不可能。张汉卿还派人告知鹿钟麟：“山西阎锡山独立于中央之外，早有心惩处。如果国民军能够驱逐阎锡山，中央政府将委任你部常驻山西，委你为山西省长。”
在此情况下，为了保住实力，当年夏天，北京政变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冯系国民军，只得图谋向山西发展。山西被国民第一、第二、第三军（新增加）包围的水泄不通，兵工厂用的材料也运不进来，面临严重的威胁。4月，冯系国民军主力开出北京，兵分两路，东路军以鹿钟麟兼总司令，驻于南口、多伦两地；西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陈兵山西北部边境。为了准备直接与国民军作战，阎锡山调兵遣将，布防于大同一带。商震被紧急从石家庄调回，出任前敌总指挥，驻指挥作战。4月18日，国民军西路军分从得胜口、杀虎口等处发动进攻。商震指挥晋军各部拼力抗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七八个昼夜，双方形成对峙，战局呈现胶着状态。
冯阎大战，乐坏了张作霖。无论谁胜谁败，渔翁得利之事是做定了。阎锡山也认识到这种消耗对奉强晋弱的时局更为恶化。他认为：从南口仰攻居庸关伤亡很重，攻不下来。须将晋军撤下来，开到雁门关一线，作好防御工事，采取守势。彼军并无后援，不能持久，久之必败。遂命商震“暂撤至雁门关之线，集结兵力，先取守势，待机进攻。”依照阎锡山的命令，商震放弃大同城郊及其外围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待机出击。
鹿钟麟同样也洞悉了张作霖的阴谋，但形势已骑虎难下。不得已下令北路军北进归绥，意图以绥远之地为依存，徐图渐进。此举惹恼了张汉卿----归绥、包头等地是他发展北方工业的重要的原材料基地，怎能被国民军占领？他通过张作霖连下电令，申斥鹿钟麟：“纵兵匪乱地方，扰乱绥远安定。”并命令人民军对其进行“围剿”。4月下旬，人民军卫戍军区部队奉命攻占多伦；中旬，在奉直联军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
于此同时，晋军转守为攻，国民军陷入被动，开始从晋北撤军。4月24日，“晋省境内已无敌踪”。在此期间，国民军败军之将韩复榘、石友三、郑泽生等率部在商震的劝诱下投晋。
鹿钟麟不得已宣布停战，张作霖哪里会给他机会？逼其下野，以换和平。当是时，舆论也一边倒地倾向于建立统一之中央政府。于是鹿钟麟也出洋，陪同他的老上司冯玉祥赴苏联“继续”考察去了。
主帅冯玉祥、鹿钟麟先后被迫出国，国民军人心恍恍。张汉卿显示出其大度一面，宣布“无论何种党派、何系军队，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统一在‘国防委员会’的管辖下，都是中国国防军人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全面负责其支出。”张汉卿还钦点了冯系麾下大将，后来抗日战争中名声显赫的宋哲元、刘汝明、孙良诚、孙连仲，还有名不见经传的吉鸿昌等人，将其提拔重用。除将一部分军队编为地方武警部队外，将余部分散打乱编入济南军区各新编军中。
这样，借力打力，解决了冯系，也削弱了晋系，一石二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