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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用心的人,似乎一直想通过揭穿吕龙的身份,让世人认识到他才是上海的统治者,以此为手段,分化和离间兴华党,以及人们对兴华党的好印象。
不过那些人的手段实在是太过低下,上不得台面,被黄义的情报部门轻易的抓住了把柄,并很快的抓了一批人,通过审讯,从那些人的口供之中得知,似乎牵扯了许多兴华党的高官,因为他们的言失,被一些特务所利用。
而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说是突然闯进这个圈子,张文根本就没感觉到现场这些人心态的变化,只是感觉吕龙的一言一行,似乎都影响着四周的人,有一种让人敬畏的气势,不过在她看来,却又显得是如此自然,让她并没有太多的畏惧,反而有一种跃跃欲试表现的**。
于是她说道:“其实这个事情,还是因为先生聘请家父为东海大学的教授,让家父认识到了在中G还有如此大规模兴办大学的这样一个地方,别的不说,仅仅东海大学的教育制度,入学条例,教学设施,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出,创办东海大学的人们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让我们感到佩服。”
“我们也是从民国至今的教育发展之中学习到的这些,窃以为,敢于承认一切优秀的精神遗产,不仅代表着“政治正确”,更代表着大胸襟与大气度,是成熟与自信的表现。当处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让我们认识到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吕龙对张文的话并不居功,因为他并没有觉得在教育一事上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表功的,教育在他看来,乃是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根本,他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在为中G未来打基础,至于功劳一说,也许等他看到中G精英知识分子大批为他所用的那一天,他才会在心中怡然自得吧。
而其他人闻言,则是内心感慨良多,自民国以来,近二十载,国家发展教育力度一向非常大,但是至今成果略现,这让当年为之怀抱热切希望的人,有些郁郁寡欢。
也许当年民国初建,许多人看到了中G崛起的希望,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所有人措手不及,随着袁世凯的倒台,中央党并没有却得实质的国家权利,反而成就了袁世凯的下属们,而且他们被帝-国-主-义利用和支持,使得中G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
国家四分五裂,政令不一,为了利益和地盘,甚至是被各自身后主子指使,内战不止,徒自消耗国家的力量,偌大的中G被打成了一堆废墟,可以说国民走进了民国时代,统治者们不仅没有使国家真正的发展壮大起来,反而在未来几十年来,极大的破坏了国家的建设,致使中G和西方国家的距离越拉越大。
而且战争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伤害,不仅仅表现在眼睛看得到的地方,许多人们看不到,或则有着非常大影响力的一面,在未来给中G带来的危害,需要几十倍的努力才能弥补,它就像是一条无形的枷锁,不知不觉之中已经中招。
相对于那些人的郁郁寡欢,吕龙却对民国的教育十分青睐,比如说教育理念和教材,他从中看到了许多后世也没有做到的举措,这一点儿既让他震惊,又让他失望。
震惊的是这些极为先进的理念,在他生活的时代大半个世纪之前已经出现,可见这个时期中G教育家和当权者的魄力和能力,绝对让人为之佩服的同时,发人深省。而失望的是,对国家具有如此深远影响力的教育制度,竟然没有坚持走下去,反而消失在半个世纪的历史之中,让人为之痛惜。
民国以来,中学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他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张伯苓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为“教育立人”创造了载体,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值得一提的是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因此有“话剧的摇篮”之美誉。曹禺、黄宗江等人都是从南开走上话剧道路的。
民国教科书的编纂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民间性,民间在编纂教科书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只报教育部审核即可;二是它的编纂者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如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由他们来商定给小学生编课本,自然也就体现了民国教育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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