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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分别做政治、军事报告。大会否认了东北伪政权,并通过了《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政务长官之规定》。
3月5日,大会通过了《颁布大赦案》《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案》《以长安为配都以洛阳为行都案》等决议。
3月6日,大会举行闭幕式。国民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省政要等600多人参加。
汪精卫致闭幕词,说什么“国内的捣乱,比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更加厉害”,要讲什么“政治上主张民主集权”,最后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随后,叶楚伧宣读《大会宣言》,他代表国民党中央表示:暴日不受制裁,东亚即无宁日,任何屈服难堪之条约,绝无承认签订之理。
言犹在耳,不过才过了两个月,当局就与日寇签下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闭幕才3天,伪“满洲国”就在长春宣布建立。
溥仪任“执政”,郑孝胥任“总理”,年号“大同”,一切听命于日本,宣布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东北彻底沦陷。
同日,中政会决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
这时的军事委员会是按新通过的中央决议设立的,委员长全权负责全国的军事,行政院院长、参谋总长、训练总监与海军部长当然都是该会委员,由此可见权力之大、职位之高。
蒋对汪投之以李,汪对蒋报之以桃,宁汉合二为一。
也自此始,“蒋委员长”的称号铺天盖地,响彻华夏大地十几年。
3月18日,全身戎装的蒋介石在洛阳西工就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
所以，浆果粉及其附会者，轻易别涮河南人为好啊！
而所谓的“国难会议”，其实早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就已提出，并定于1932年2月1日在南京举行。
由于国府迁洛阳,又改于4月1日,后因战局混乱，再拖至4月7日,一波三折,几近难产。
“国难会议”的会员共计520名,国民党当局分四批公布。
会员可谓鱼龙混杂、包罗万象,其中既有吴佩孚、孙传芳等北伐对象，亦有陈寅恪、马寅初等学问大家，更不乏王晓籁、黄金荣等财团大佬。
事先，国民党当局给会议定下的基调是，御侮、救灾、绥靖。
开幕当天，汪精卫重申：“如果在范围以外的问题，则恕非行政院权所能负责答复了。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一些人早就有先见之明,比如王造时、沈钧儒就拒绝赴会说:“与其徒劳往返,无补艰危,不如谢绝徵车”。
520名会员中,出席会议的仅有马寅初、何思源、谷正鼎等142人。
林森、蒋介石、胡适、柳亚子、诸辅成等国民党党员在座。
像以往开大会一样,进行老套路:奏乐,向孙中山遗像及国民党党旗三鞠躬,请人恭读《总理遗训》。
随后，重头戏上演，汪精卫致开幕词，他说:“我对国难会议的前途是抱着无限希望的,对于诸位先生的热诚,不惜牺牲宝贵光阴长途跋涉,来此开会,我尤其是表示十二分的敬意。”
尽管洛阳被闹剧般“干”了“行都”，这些“重大事件”却也确实发生于此不是？
5月5日，国民政府卖了19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成果，跟鬼子订下《淞沪停战协定》。
5月底,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还都南京繁荣行都计划》
6月以后,南京局势逐渐平稳,行政院便常驻南京办公,但牌子还挂在洛阳。政府签署的文件,都要到洛阳“旅游”一遭,但不过是用印盖章而已。
11月17日,国民党中央第四十七次常委会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部院。
12月1日迁回南京。6天后,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建设陪都西京行都洛阳案》,并通过了保留行都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现有地址等案。
11月29日,在林森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启程,12月1日便赶回南京。为庆祝国都还宁,南京地方政府要求全市张灯结彩,遍挂青天白日旗,中山陵还免费向全体市民开放一天。
于是“天下太平”，继续“民国黄金十年”，果真茅坑文化人满脑金灿灿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