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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早在十二年前，美国的科学家就用电磁线圈炮将一根重二十克的金属棒送入近地轨道，而美国原本计划在二零四零年，用同样的方式发射一颗二百五十克重的微型卫星。
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宇航领域的研究更加前沿。
当然，也更加神秘。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在二零三零年之前，中国已经对“场能”技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且把“场能”作为未来宇航活动的主要推进手段。这里说的“场能”，主要指的就是重力场。
在基础理论上，重力场是能量场，蕴涵有非常庞大的能量。
宇宙科学家早就提出，宇宙中的可见物质仅占宇宙总质量的百分之二，百分之九十八都是所谓的“暗物质”。可惜的是，科学家没有对“暗物质”给出明确定义，即谁也不知道暗物质是什么东西。
如果暗物质是无处不在的重力场的话，那么宇宙就不是那么空洞了。
说得直接一点，如果能够利用重力场的能量，人类的宇航能力将得到实质性提高，也就有能力进入更加广袤的宇宙空间，甚至有望从基础上推翻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前往其他星系。
在二零三二年左右，就有中国科学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问题是，几乎所有西方科学家都对此嗤之以鼻。
西方科学家并不认为场能无法利用，而是认为在基础理论取得重大突破之前，根本不可能利用场能。
可以说，西方科学家的认识也没有错。
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已经锁死了现代物理学，要想取得突破，不但要推翻广义相对论，还要提出新的基础理论。可惜的是，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绝对不是靠钱就能砸出来的，甚至靠时间也办不到，因为这是最纯粹的脑力劳动，甚至无法以书面公式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人类的总体智力水平限制下，基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更加不受人的意志左右。
在无法保证取得基础理论突破的情况下，进行相关应用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得直接一点，在相对论发表之前，谁知道该如何制造原子弹？
当然，在相对论发表之前，科学家已经发现了放射性元素，而且通过放射性元素的半衰周期发现质量损失现象。正是这些发现，给了爱因斯坦启发，让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提出了著名的质能公式。
由此可见，对自然现象的客观发现是促成理论突破的关键因素。
如果没有居里夫人等科学家发现放射性元素，就算爱因斯坦的智商高得出奇，恐怕他也不会提出狭义相对论。
西方科学家对中国学者嗤之以鼻，正是因为他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还不到位。
中国科学家敢于超前，也与当初的发现，即强磁场影响重力场的重大发现有关。如果没有这个发现，中国科学家，特别是物理科学家也不会重点研究场能，更不会在基础理论上下那么多功夫。
正是如此，中国才不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
说得直接一点，如果中国科学家在场能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就能超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数十年，率先把场能用在宇航活动上，把人类的宇航能力提到新的高度上，彻底改变人类文明。
当然，在人类文明大融合之前，任何发现都属于国家。
只要国家这种政治形体还存在，中国科学家就没有理由与他人分享研究成果。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国界。更重要的是，如此重大的科研工程，绝对离不开国家力量，也肯定在国家机器的控制之下。即便某位科学家心怀人类文明，也不可能超越国家机器，做出有背于国家利益的事情。
在联合研制的谈判破裂后，牧浩洋回到国内。
腾耀辉没有给他安排新的工作，意思是让他好好调整一下，毕竟大半年来，他一天也没有轻松过。只是牧浩洋根本闲不住，正要告诉他，今天什么事情也不用做，恐怕他还真不知道该做什么。
既然还是负责太空垃圾清理工作，牧浩洋也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宇航技术上。
当然，这也不是他的主观意愿。
陆雯已经完成了收集生物基因标本的工作，后期研究由专门的科研人员负责，因此回到了她的本职工作岗位上，继续负责国家基础理论科研工作。也正是通过陆雯，牧浩洋开始关注基础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