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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排第二位的日本高出了十三个百分点，比美国高出了二十四个百分点。这些投资中，百分之八十七来自民营企业，而且主要是七个民营集团。
巨额投资，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的印度战略，即在遏制的同时，积极扶持印度。
从国家安全战略上讲，只要中国在印度的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就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原因很简单，只要掌握了印度的经济命脉，任何一名印度领导人在考虑对华关系的时候，都得考虑本国经济受到的影响，与此息息相关的数千万产业工人，以及更多的平民百姓。
只是，这种“经济入侵”战略需要足够多的时间。
虽然在对日战争结束后，扶桑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以及两岸统一，“大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占到了印度引进海外资本的百分之六十五，远远超过西方国家集团，但是与印度国内庞大的民营资本相比，所占比例仍然很低。在一些至关重要的行业，中资企业的占有率并不高。
不出意外的话，至少还要十年到二十年，中国才能控制印度的经济命脉。
问题是，现在出了意外。
印度对中国的重要性，美国当局也非常清楚，不然美国总统不会在二零三八年冒着被弹劾的危险，提出《粮食限购法》。
闹到八月底，在美国联邦检察院准备向最高法院递交诉状的前一天，白宫撤回了递交给国会的《粮食限购法》。因为总统提交的法案还没有经过国会审批，没有正式生效，所以联邦检察院撤消了控诉。
一天之后，即九月一日，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了《援助法》。
到这个时候，新闻媒体才搞清楚美国总统的意图，即利用《粮食限购法》让更多的美国人开始重视粮食问题，以及正在遭受粮食危机的印度，然后通过《援助法》鼓动美国企业与财团，以民间资本运作的方式，把美国富余的粮食援助给印度，帮助印度渡过最难熬的二零三八年冬天。
此举，立即受到了广泛赞扬，也获得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与同情。
至于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只有美国总统、以及那些从中获益的企业与财团才知道。
《援助法》的本质不是为印度提供贷款，而是以政府担保与强制性措施，让美国企业以合法手段从公民手里购买粮食，然后以粮食作为武器，帮助美国企业开拓印度市场，扩大在印投资规模。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让美国企业用作为战略管制资源的粮食，通过易货方式与印度进行等价交换。
要知道，在此之前，所有规模超过五十万吨的粮食贸易都要经国会批准。
有了这道法案，美国企业就能用美联储发行的美元在国内收购粮食，然后用粮食作为支付手段，去印度收购优质产业。
显然，在二零三八年，粮食肯定比美元吃香。
原因很简单，在全世界范围内，粮食都是战略管制资源，就算有美元，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买到粮食。
这一法案，直观的反映出了美国的对印战略。
在中国大举进军印度的时候，为了遏制中国，美国绝对不能抛弃印度，还得尽一切努力占领印度市场，增强在印度的经济影响力，削弱中国的影响力，达到控制印度经济，从而控制印度对外政策的目的。
做为世界上市场化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打市场牌，显然比中国快了一步。
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化运作，即便无法调动所有资源，也能调动大多数资源，而美国的民间囤粮比中国多得多。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内，美国企业以投资方式运入印度的粮食就高达七千万吨。
与中国的援助比起来，这七千万吨粮食才是真正的救命粮。
要知道，在二零三八年秋季，印度大部分地区没有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秋粮比预计增收了大约百分之三十。按照印度政府在十月底公布的统计数据，到二零三九年春，印度的粮食缺口仅有一点二亿吨。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企业能够调动国内百分之六十的囤粮，就能堵上这个漏洞。
直接结果就是，美国企业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将直线上升。
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的应对措施非常有限。
虽然在十月底，黎平寇说服了全国代表大会，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即允许企业从民众手里收购粮食，再以投资的方式出口到印度，但是中国的民间存粮并不多，能够调动的资源也非常有限。
照这个事态发展下去，印度不再是中国的市场，而是中国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