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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最重要的又是中国自身的战争潜力。
在这份报告中,杜小蕾明确提到:因为从二零三八年开始,国内经济建设就根据战争需要做了调整,所以在进行战争管制的前提下,所需的八十六种战略物资的自给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在需要进口的百分之二十中,有大约八成能够通过陆路口岸输入,只有大约百分之四的战略物资需要海运。
可以说,中国的自给率非常高。
按照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美国的自给率只有百分之六十,而且进口物资中只有百分之四十能够通过陆路运抵,总物资的百分之二十四需要走海运,此外美洲经济体对海运的依赖程度在百分之四十左右。
此外,中国的战略储备也较为充足。
在报告中,杜小蕾明确提到,即便在战争初期丧失了制海权,海运线路被切断,中国储备的战略物资也能坚持一年以上,确保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在建军事项目顺利完成,并且可以通过空运的方式,获取必要的战略物资,确保在战争的第二年里,仍然有百分之七十的军事项目能够顺利进行。
当然,杜小蕾没有忘记最重要的部分:战争动员。
按照在二零三八年制订的动员计划,战争爆发后,将分五步完成战争动员,即征召适龄退役军人、军事工业与重工业全面动员、恢复义务兵役制、社会生产体系总动员与全民总动员。整个动员行动将耗时一年以上,半年内能完成前三个阶段的动员工作,把军事实力提高两倍以上。
因为涉及到军队动员,所以这不仅仅是国务院的事情。
在随后的说明中,牧浩洋提到,在完成了前三个阶段的动员之后,因为新征召的兵员需要接受三个月到半年的训练,部分技能与技术性兵种的训练周期在一年以上,所以要到战争爆发后一年,陆军与空军的作战能力才会有明显增长。因为装备建造周期更长,所以海军与陆战队的实力要到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才会有明显增长,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装备建设完全依照战时体制进行。
正是如此,牧浩洋强调了第二阶段动员的重要性,提出应该同时进行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动员。
问题是,进行战争动员的前提是战争已经爆发。
在这个问题上,黄瀚林的态度依然有点犹豫,似乎在他看来,仍然有挽回余地,还没有到非打不可的地步。
会议进行了六个小时,最终仍然没有得出结论。
事实上,这完全在杜小蕾与牧浩洋的预料之中。
黄瀚林不是没有战争的魄力与决心,而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他必须顾虑战争产生的严重后果。说得直接一点,不管黄瀚林怎么想,和平能多维持一天就算一天,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到了二零五二年,这似乎是能够看到的结果,即持续下去的军备竞赛,肯定会导致美国破产,从而使美国输掉这场持续了四十年的冷战,中国将以非战争的方式取代美国。
当然,黄瀚林并不是理想主义者。
会议结束之前,黄瀚林批准了由牧浩洋提出的军事预备方案,即在十月底之前使现役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取消所有休假,前沿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后方部队也将提高警惕,作好战争准备。
可以说,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防范准备。
就算黄瀚林不想挑起战争,也得防止美国发动突然袭击。
事实上,这是中国针对当前局势,所能采取的最为有限、影响最小的措施了,而黄瀚林的意图依然是维护和平。
会议结束之后,黄瀚林把杜小蕾留了下来,让她尽快对美国进行紧急访问。
黄瀚林没有在会议上直接提出来,而是在会议后单独找到杜小蕾,主要就是不想就这个问题与牧浩洋等将领发生争执。要知道,积极主战的不止是牧浩洋,还有戚凯威、母祁铁等高级将领。
说白了,在战争问题上,军方的态度高度一致。
事实上,这也表明黄瀚林对和平不抱多大希望,不然他应该在会议上直接提出为和平做最后的努力,而不是顾虑军方的感受。
对于元首的良苦用心,杜小蕾也非常感慨。
如果中美双方的政治家都能像黄瀚林这样,竭尽所能的争取和平,恐怕中美关系就不会走到这步田地了。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政治家,因为策划战争的往往不是政治家。
离开元首府后,杜小蕾没有立即返回国务院,而是去了总参谋部。
外交上的努力能够取得多大的成果,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由军方决定,即军事行动与部署才是更有效的外交信号。
第六章争取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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