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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民主推崇备至，却不知贫民百姓对此全无兴趣。吴安平倒是觉得，关注其政体的民主形式，不如关注其政体背后体现的人文思想。
中国史书上是找不到类似这样的话的：“国家灭亡是很不得了的大事，可是跟个人的幸福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对不少西方人来说，国家只是由人组成的一个政治实体，只要人还在，这个政治实体改变一下确实算不得什么大事。所以，国家和个人比起来，个人是本，国家是末，个人重于国家，如崖山十万军民蹈海殉宋似乎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中国历代包括民国政治家的治国理念中，国家是一台大机器，百姓是螺丝钉，只要每个螺丝钉都乖乖呆在它该呆的地方，安分守己，尽职尽责，天下就能太平。所以一遇到有些棱角毛刺的，就要防患于未然，赶紧锉平它，不然就换掉。对于国家来说，人只是小零件，无血亦无肉，过得好全拜国家所赐，若是倒霉遭到国家遗弃或背叛，那也是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不是为个人私利。
对西方的一贯观点而言，每个个体的人才是宇宙中最大的奇迹，生命的尊严至高无上，个人的光辉远远压倒了国家，个人的价值也远远超过了国家，人民一词充满人文主义光辉。当然现实如何是另外一回事。
而对中国统治者来说，人只是用来填进国家这台巨大的怪物机器的零件，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社会中，人命都如同草芥。孟子在几千年前就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几千前过去，却并没有人真正这么以为。
国家灭亡比不上个人幸福，这当然太极端，吴安平也无法接受，但对这些思想所体现的对个人的重视精神，他却很认同。“莫谈国事”这四个字就是剥夺发言者政治权利的宣告，而政治一定会对蔑视它的人进行报复，吴安平不想受到这样的报复。
当前，甘陕由于军阀长期残酷掠夺，再加混战连年，人祸天灾之下，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工业更几乎为零，无从发展，整个经济千疮百孔，就是一个烂摊子。要在最短时间，改变甘陕民生凋敝的贫瘠面貌，吴安平几乎别无选择，只能采用效率最高的**政体，而且是一人**政体。
相对于民主政体，**政体效率虽高，但有易催生腐败的弊端，一人**的体制比之政党**更进一步，这方面的弊端自然更容易凸显。但吴安平认为，这样的体制加之任何人任何团体，或许都难以避免腐败行为的泛滥，唯独只有他自己，才有能力或有条件，在一人**的体制下，实现高效政治与清廉政治的完美结合。
原因很简单，由于引擎的存在，吴安平是施予者，而不是被供养者。对甘陕百姓，他没有任何的利益诉求，既不需要以民养军，也不需要残民肥己，更不需要掠夺少数人财富以集中资源服务多数人，恰恰相反，他是要将利用引擎搜刮的后世资源及列国财富，反哺民间，向多数人倾斜，却同样扶持少数。
这同样也是夏听白的意见。后世有许多例证，民主并非灵丹妙药，而专制也非洪水猛兽，国家要施行哪一种体制，要结合传统与实际，而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检验其是否适合国情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这种体制下，民众的生活水平有无提高。如果吴安平在现阶段去搞民主，与人分享权力，实际上对甘陕建设反是掣肘。
夏听白对吴安平是这么说的：“你其实是塑造者，有条件有能力，同时也有义务，将一切事务引导入预设轨道。有后世的经验及教训可以参考，足以保证预设轨道，将朝正确的方向延伸。而等到其形成自我运转及自我完善的体系，你再抽身出来，这样才算完成完整的塑造过程。政治体制也是一样，你可以用**的力量去塑造及推行民主，这并非不可能。”
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吴安平所确定的陇东集团、甘陕政府及解放军的三方关系原则是这样的：组建三方协调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吴安平任委员长；甘陕政府改组为西北自治政府，由吴安平担任执政；自治政府、陇东集团、解放军三者并行，原则上互不干涉，三方最高首脑均为吴安平；通过三方协调委员会，由陇东集团居中，为自治政府、解放军提供支持。
在这样的架构中，最高权力系于吴安平一身，这当然是最彻底的**，但这种体制在会议上透露后，底下反而没人提出反对。这种架构其时跟当前施行的没有两样，最高权力本就在吴安平身上，而单单多出一个三方协调委员会，并没有损害众人权益，这虽然没有符合大家最好地期望，但也没令大家失望，当然可以接受。
或许只有杨虎城最失望，孙良诚、李虎臣、卫定一其实觉得理所当然。有谁见过掌权者会拿出权力要与人分享的？但随即，吴安平接下来的话，却让孙良诚、李虎臣、卫定一等大吃一惊，而杨虎城反而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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