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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魁祸首”为罪名，向这位和平的前苏联末代领导人提出了刑事诉讼。
历史是真实地，它是最无情也是最客观的老师，《新唐书魏征传》有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楚思南算不得一个资深的政治家，在如何治理国家方面，他没有什么充足的、可以拿来炫耀的资本，但是同一般相比，他有一个绝大的优势，那就是他有着对苏联社会、政权、体制弊端的充分了解。既然认识到了这些弊端，那么楚思南也就等于是比别人先走了一步，他可以从杜绝这些弊端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去实行自己的构想。
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楚思南决定将目光首先调整到三个方面上，即经济调整、政治整顿、军事恢复。
军事的恢复比较容易理解，那就是在东西两个战线上，苏军的后续攻势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以求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当然，军事的恢复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在楚思南的考虑中，当战争结束之后，为数数百万的苏联红军，有必要经过一场彻底的重组。毫无疑问，在历时数年的战争中，苏联红军的数量得到了全所未有的扩充，但是与此同时，军队的素质也大幅度下滑。按照楚思南的构想，一旦战争结束，苏联红军的数百大军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裁减，那些战斗力薄弱抑或是因减员之故而构不成编制的部队，必须裁撤下去，而那些因体格等因素不适合从军的士兵，也必须复员回乡。这是一举两得的措施，它一方面可以提升部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军费开支。
在政治整顿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上的整顿，一个是从政者行为的整顿。前者，旨在杜绝“左”的思想以及斯大林当政时期残留下来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余毒。楚思南认为，只有做好这一步工作，才能使苏联做好迎接战后国际共运的准备工作，斯大林主持下的国际共运，是对别国政治的粗暴干涉以及苏联模式的强行倾销。很显然，这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也不利于共产主义世界的和谐，这是一个隐患，必须予以彻底的杜绝。至于说后者，那则是对苏联统治阶层的整顿。其主要目地，在于打击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消除苏联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特权阶层。要做到这一步，楚思南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借助安全委员会的力量，毕竟在整个苏联，安全委员会的力量无所不在，纵观整个苏联历史乃至于其后俄罗斯的历史，数代领导人就是直接出身于安全委员会的，这也包括他楚思南自己。从这方面看。楚思南要想整顿好政权阶层，就必须从安全委员会着手。首先整顿好这支主要的反腐力量。
这是楚思南第二次对安全委员会实施大规模的整顿，他亲自给此时安全委员会的两位当家人。吉尔尼洛娃、克留奇科夫下了命令，那就是安全委员会中，必须成立一个新地机构￣￣“反腐败侦察局”。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督安全委员会各地方组织、人员地廉政操守，该局享有不经司法审理便宣判死刑的权力，总而言之一句话，那就是对安全委员会地工作人员。一经发现涉及贪污腐败案件，无论情节轻重，一律重判重处，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安全委员会的廉洁性。
其后的一系列事实证明，反腐侦察局的工作是成功的，这个在安全委员会内职权凌驾与司法权之上的机构。在数十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着它地廉洁。尽管这个机构内部的争权夺势斗争不断，但是却从没有任何一个人涉嫌贪污腐败案件，甚至毫不客气的说。这个机构中的人，无论是地方局的负责人，还是总局的负责人，一直都是经济上清廉地代表人物。而在该局针对安全委员会人员所制定的法规中，每一项处罚的结果都是一场残酷地，任何一个安全委员会的人员，只要涉及到贪污腐败案件，委员会之外的官员会被交送检察机关审理定罪，而委员会内的人员则根本不会被这样处理，他们直接面对的，就是被安全委员会的同时抄收家产然后秘密处决。而对那些因为涉及到贪腐案件而叛逃国外的家伙，该局也从不放过。一九四七年，伊尔库茨克州书记苏切尔科夫涉嫌受贿案件，安全委员会经过调查，判定其有罪之后，其人叛逃南美的英国，并取得了英国政府的庇护。但是短短的一个半月之后，他便被安全委员会的特工秘密刺杀与寓所门口。这一起案件开启了安全委员会因腐败案而追杀涉案者与海外的先河，同时，也震慑了那些心存侥幸的家伙。
楚思南在苏联执行反腐工作的事实证明，腐败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克服，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政府是否真的有决心下大力气去打击腐败，是否能够动用专政的手段，给那些腐败分子抑或是倾向腐败的投机分子以血淋淋的警示。当首先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尝试贪污腐败的“鸡”被杀掉的时候，那些试图追随其后的“猴子”，便会细细思量，自己伸出去的那只手是不是应该缩回来，他们至少要考虑，自己豁出性命去攒取的那些不义之财，自己抑或是自己的家人是否有机会去享受。
楚思南不认为，而且是永远都不认为应该对那些腐败分子手下留情，既然他们贪图那些不义之财，甚至想通过那些不义之财让自己以及他们的家人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么，反腐者就要彻底绝掉他们的念想。贪污者严处严判，所有家财全部缴收充公，让贪污者羞愧而死的同时，还要让他的家人在一无所有中，惨淡的渡过下半生。
至于说经济上的策略，楚思南就不可能考虑那么完备了，老实说，他对如何治理经济、如何发展经济这方面的问题，根本就没有什么过人的常识。当然，他了解苏联经济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但是有一点，那就是了解问题并不等于就能够很好的解决、克服问题，这是两方面的概念，不能一概而论。的确，苏联的经济模式中，计划的东西过多，而且对轻工业和农业的重视程度也不够，但是全面抛开计划的东西就可以了吗？那显然很不现实。转过头来说，抛开对重工业的重视，转而着重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抑或是三个方面并重，让它们齐头并进就可以了吗？很显然，那也是不可行的。
不过幸好的是，如今楚思南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同时又是实际上的政府首脑，所以有些问题就无须他自己去亲自想办法了。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处理好战后初期苏联经济工作的重点问题，楚思南所要做的，就是结合他所了解的那部分历史，提出一些关键性的矛盾点，提出工作中所应该注意到的主要问题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大可以交给政府各部门去处理，否则的话，诺大一个苏维埃部长联席会议还保留着干什么？
就这样，在楚思南的思想指导下，趁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闭幕不久的时间，苏联各军区代表全会、苏维埃部长联席会议先后召开。随后，按照这两次会议上所决定的会议精神，轰轰烈烈的苏联战后初期后恢复重建工作，开始展开，此后不久，苏联战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入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