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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只是具有有限的核能力。
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形成了双方的困境，也使双方都没有孤注一掷，都保留有余地。所以，在双方肆无忌惮地互授绰号和当地居民到驻北京或驻莫斯科使馆举行抗议**的背景下，两国领导都希望能采取一些旨在制止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措施，力求不堵死政治对话渠道。
南洋联邦的提议很是时候，而且身份也比较合适。虽然南洋联邦与美国走得挺近，但没有签订军事同盟，有别于北约国家，苏联不必太担心南洋联邦是想与中国联合反对他们。而且南洋联邦与苏联有外交关系，是苏联石油贸易的大客户，却没有种族联系；与中国有种族联系，却没有外交关系……
从这些条件来看，再加上南洋联邦的亚洲的国际地位，是比较适合当一个中间人的。苏联人认为南洋联邦很可能是想以均等的地位处置建设性的目的——同中苏两个gcd大国都保持较好的关系，这种立场有些狡猾，但这样一种均衡还是能够保证中苏之间的稳定，促成两国紧张局势的缓和的。而中国处于弱势一方，面对核战争的要挟，从实际出发也改变了自己对高级会晤的态度，对南洋联邦的提议表示欢迎，同意举行会晤，希望能降低沿边界一线军事紧张形势的危险程度。
中苏双方最终同意在南洋联邦的新加坡州民丹岛进行总理级会晤，由南洋联邦前总统黄历充当中间人。中国本来是希望由黄历间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进行穿越斡旋的，但苏联有些担心这会加快中南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步骤，而执意反对。当然，主要目的已经达到，黄历是不太在意这个问题的。访问中国，现在还有些言之过早，但水到渠成已经是不远的事情了。
两国对举行高层会谈的建议作出积极答复的重要因素，不在于提出这种建议的方式和安排会谈的方法。在两国之间进行斡旋，有时并不是靠着自身的实力压服对方，而是抓住双方的心理特点。对于大规模战争，明显不是双方所希望的，关键是都不能示弱，都需要一个台阶可下，需要一个能够缓解紧张而又说得过去的理由。民丹岛风景优美，是渡假旅游胜地，黄历又是前任总统，这样便在中苏总理会晤中制造出些许的轻松气氛，也将政治因素减弱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六日至十日，以柯西金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和以周el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分别访问越南，参加该国主席胡志明的葬礼。访问期间，北越方面对中苏双方进行了劝说。虽然中苏双方已经争论了近十年，但莫斯科和北京都在援助北越，北越担心中苏战争会对自己形成恶劣的影响，更担心美国借中苏分歧在老挝战场上得到好处。
九月十日，中苏代表团分别离开河内，乘坐飞机来到了新加坡。稍事休息后，乘船来到了风景如画的民丹岛。黄历的安排充分考虑到了两国敌对的现实，抵达的时间和机场都是不同的，乘坐的船也是不同的，在民丹岛的下榻地也相隔甚远，在会晤前双方没有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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