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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王昌龄建议道:“薛郎身在上郡,节制关北地区所有军政,当此之时责任重大,建功立业尚在其次,最重要的要早作防备,至少抵御叛军放突厥人进入关中地区。”
张九龄也同意道:“张仁愿虽为汉将,但身有谋逆大罪族灭之危,大事便在他的一念之间,咱们不能完全保证他会继续依托安北军镇抵御突厥,应早作打算……朝廷连年用兵,国库耗费战士死伤者不计其数,此时为了稳定局势,切勿急动大军作战,昔者隋帝穷兵黩武致使国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望王爷慎行。我建议通过在朝的突厥使者联络上突厥王庭,暂且与之议和,如答应资助粮帛、释放偷袭被俘的俘虏,或是答应其联兵对付契丹等事,拖延时日待朝廷元气恢复之时,再图大计。”
薛崇训点点头:“主战兵力只有三万,加上各城各镇的守军联合布防,只能防备无力出击,也只能如子寿(张九龄)所言了……不过前段时间我想出了一个计策,欲劝说被俘的李义珣之妻龚氏与我联手‘揭发’李义珣张仁愿的奸计,让天下人知道张仁愿等人为了谋反,欲借突厥兵,作为报酬答应突厥人事成之后洗劫长安洛阳等地……”
王昌龄一听大喜,马上一拍大腿赞道:“妙计!此文一出,关内上到士族下到黎民定要唾骂张仁愿。虽然真假难辨,但张仁愿就决不敢放突厥人入关,否则天下人就会认定揭发之文属实,他身败名裂受万世骂名是少不了的,这样一来不说大失人心无人支持,就说再起兵造反能图什么?”
薛崇训道:“为了增加揭发的可信度,让李义珣的正妃出面是最好的,不过我暂时还没说服她。”
王昌龄道:“她不愿意也没关系,咱们俘虏了嗣泽王妃已是事实,人们都知道龚氏在薛郎手里。这时候薛郎以龚氏的名义传出揭发之文,便合情合理,不过之后不能让龚氏乱说话,省得薛郎被指责欺骗天下的恶名。”
薛崇训一琢磨,点头道:“少伯这么一说,也是个办法,她实在不愿意出面,咱们借个名义就好了。”
幕僚们一合计,说干就干,王昌龄也不推辞亲自动笔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文章。虽然是假借之名,但王昌龄觉得干这事儿是合乎百姓社稷利益的好事,所以就毫无心理障碍,写得那是一个通顺。他虽然受到重用之后没闲心写多少诗了,但才华明摆着,写篇文章不是信手拈来?
名曰《嗣泽王妃告天下书》,文中惟妙惟肖地将王妃如何在内府听得张仁愿和李义珣密议,又如何在“小义”与“大义”之间权衡,各种细节犹如王妃的自我剖析,完全以女人的心理来用词用句……显然描述女人心思的好诗文都是男人写的,不然哪来那么多叫好的闺怨宫怨诗,那些诗敢情真是出自怨妇之手?妇人那是有苦说不出,只有才华通达的文人墨客才能将其述诸文字啊。
最后落名“武陵龚氏”,作为原始材料,按理应该加个手印。王昌龄见不到龚氏,又图省事便心道:龚氏贵为王妃,定然从未受过刀笔吏之辱,也就不可能在什么纸上留过手印,反正是难以考据的事儿,再说原档肯定是存入朝廷内部,传达出去的都是重新手抄的复件,哪里去辨真假?
于是他便随便拉了个丫鬟,让她在纸上按了手印了事。
那丫鬟还被吓着了,哭丧着脸问王昌龄:“奴儿不识字,明公让奴儿画押的是什么东西,卖身契么……”
王昌龄没好气地说道:“你已经卖过身了,再卖一次关什么事?”
“二龄”这帮幕僚团到了薛崇训身边后,办事是相当效率靠谱,不出一天工夫,“告天下书”就快马出了上郡,直报长安。
这件事的内幕只有政事堂那几个老油条知道,其他人半信半疑但无从考证真假。朝里那帮文官也不用管真假,反正是给张仁愿脑袋上扣帽子的东西,一口就认定是真的,然后通过政事堂发布正式官报,以京师长安东都洛阳为中心向周围广大的地方官府传播。
更过分的是驿站上粘贴通缉文书官府政令的告示牌上都贴上了,在长安政令尚且畅通的条件下,这种消息传播的速度并不慢,要不了多久就搞得路人皆知……读书明理的人当然会多个心思对文章持保留态度,但是那些普通商贾百姓听说了就很容易被蛊惑,自然是一个劲地唾骂张仁愿忘祖背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