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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才是北伐幽燕，而最后才及于河东。
至于具体的过程，王朴认为征伐南唐会是最关键的却又是最容易的，所以沿袭了隋高颎的平陈故智而略加发挥；而对岭南和巴蜀，王朴则认为取了江南之后自然传檄可定，即便对方不归附，四面并进也可以席卷；这以后幽燕就能够望风而至了；河东的刘承钧（刘崇在太原围城之后不久就病死了，其子刘承钧继位）一方面属于世仇，不会投降也最难啃，却在高平一战之后丧失了进攻能力，对中原的威胁不大，所以可以放在最后找机会削平。
对于王朴的这种战略构思，对历史有更多理解的郭炜当然是不敢恭维的，虽然郭炜很佩服王朴的才华和政治能力，但是并非每个优秀的政治家都是杰出的战略家，诸葛亮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
当然，郭炜在提笔写下自己的《平边策》时，先肯定了王朴等人的主旨，而且对王朴文章最后关于后勤准备和军事动员的论述大加赞赏，什么“兵力精练，器用具备，群下知法，诸将用命”啊，什么“此岁夏秋，便可于沿边贮纳”啊，都赞为用兵的基础。
随后郭炜就开始了自己的战略论述。
河东的刘承钧放在最后没有什么问题。河东表里山河，形势险要，从中原进攻河东都需要仰攻，无论是走太行山的东麓还是南麓，后勤补给都相当困难，而从关中进攻的话则要跨越大河，况且关中本身已经破败，军资根本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进攻行动。而且朝廷攻打河东，契丹必定会增援，我军等于是要在客地同时对付两支力量。相反，高平一战后河东民力竭尽军力微薄，刘承钧仅仅能够依靠险地自保而已，潞州、晋州和土门等地只靠州兵就足以遏制其妄动，即使朝廷大军攻击幽燕，刘承钧也是无力援助契丹的。
攻打河东等于同时要对付北汉与契丹，而攻打幽燕则只会是周军与契丹军的两军会战，孰优孰劣不言自明。这种时候所谓的“先易后难”就是扯，朝廷对河东是攻难守易，而幽燕则是朝廷与契丹双方必争的，并且幽燕还是契丹增援河东的重要出发地，打下幽燕之地以后等于剪断了契丹援助北汉的重要一肢。
郭炜无法宣之于口的“历史证据”则是，后来朱元璋首先主攻陈友谅而不是张士诚，正是迎难而上的优秀的战略选择。
郭炜能说的则是：失去幽燕的河北防守态势，与拥有幽燕的河北防守态势，那是决然不同的。中原自从失去幽燕之地，契丹骚扰河北如入无人之境，契丹在幽燕的存在犹如芒刺在背，旦夕之间亟待拔去。其实若是条件允许的话，首先进攻幽燕才对——契丹占据幽燕之地时间还不长，后晋给的岁币断绝之后，契丹还在幽燕之地大肆搜刮金帛子女以充贵人所需，民心因此也不附契丹；若是因为扫平南方和北汉以致迁延时日，在契丹统治下出生的人成长起来，民心就会渐渐远离中国了。幽燕之地，是急攻易而缓图难。
郭炜同样没法说的是，后世还会有些蠢货出钱替契丹人收买幽燕之地的民心，并且能够以此自得——北宋澶渊之盟用岁币向契丹“赎买”郭荣早就收复的关南，因此契丹贵族不必搜刮幽燕之地的百姓就坐享金帛，而且还免了南下打草谷的生命风险。结果有些人还以为用金钱买和平很合算很合算，他们光是算了自己出的岁币少于军费，却没有算契丹少了军费之外还多了岁币，更没有算这些岁币可以用来替换幽燕之地以前承担的重税。
当然，首先进攻幽燕的条件是不具备的，朝廷实际掌握的土地还太狭小，朝廷实际控制的人口还太少，所以国力军力都不够支持与契丹的大战，更别说后蜀还占据着秦、凤、阶、成四州可以作为进攻关中的出发地，南唐则在淮泗随时窥伺中原。因此，目前征蜀取四州是必须的，这样可以打掉孟昶伸出来的头，让他再不敢骚扰中原；随后进攻南唐也是必须的，目标则可以限制在取得江北并且兵临大江而让李璟丧胆。江淮是重要的财赋之地，还是南唐基本的产盐地，控制了那里就基本控制了南唐的命脉，在后顾无忧而又财用充足以后，就应该乘着胜兵的锐气北向战胜强敌，克复幽燕。
等到幽燕之地到手，对契丹的防线伸展到燕山长城一线，幽燕之地就根本不需要比现在陈兵河北更多的军力，防御契丹的进攻就已经足够了。在这样的战略优势地位下，已经被打残的后蜀南唐才真正是传檄可定，其余楚地岭南之类更是能够席卷，北汉也就是龟缩在河东的孤雏罢了，随时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