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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败仗以后就必然会面临的窘境，咬牙切齿地如此想着。
“什么！你主居然说他无权支配积庆宫宫分人，姚、华二人也不愿归国，所以要交换就只有李瀚一个人可以？”
原来这就是耶律述律的刁难方式，郭炜自然是不知道耶律述律心中所想，不过好在他有后世丰富的管理经验，早在谈判预案拟定的时候就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搜集，也对情报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再说郭炜掌握的情报可不光是锦衣卫巡检司、兵部职方司和枢密院北面房搜集到的，其中很关键的一部分却是来源于“后世史书”，还有后世的新闻报导。
有了充足的准备，郭炜面对契丹使者的刁难，就不是无助的愤怒咆哮，而只是语含嘲讽的质问了。
什么宫分人，不就是那些辫子戏里面经常晃悠的包衣阿哈么，还以为换了一个马甲我就认不出你了……也只有辫子戏里面那些包衣阿哈才把当奴才当作一种乐事幸事，正常人谁愿意做奴才？
没错，韩知古是从阿保机的宫分人当上了契丹的开国功臣，不过这种奴才和家臣比大臣更得信用的比例是很低的，也是一种非常落后的社会机制，在华夏是先秦时代就已经被抛弃了，只有还停留在奴隶制与农奴制阶段的游牧和渔猎部族才会当作宝。
大多数的宫分人那是一辈子的牧奴，譬如当年被匈奴单于扣押在北海放羊的苏武，如果不是汉朝一直惦记着并且得到机会向匈奴索要，苏武就是牧奴当到死了。休说是姚汉英、华光裔这样的朝廷诸卫将军，又有哪个中原的平民愿意当牧奴的，契丹那几个帝后的宫分人里面，汉人宫分不都是历年来在幽州云州等地掳掠而来的么？
幸好郭炜还掌握了一点特别的资料。华光裔是不清楚了，他作为左神武将军和姚汉英的副使，也就是在朝廷的档案里面记载了一笔，出使契丹被扣留之后的记载就全然没有了，但是姚汉英的事情碰巧郭炜就知道。
还是当郭炜在大连创办新周公司的时候，同省的朝阳市出土了一个神道碑什么的文物，因为碑文记载的历史填补了当地的一个空白，立碑的人又是从辽国重臣姚景行到蒙元重臣姚枢这支姚姓汉儿世家的始祖，在省内历史爱好者中间很是轰动了一番。
那个立碑的人，就是姚汉英，他的一个孙子姚景行，是辽兴宗时期的进士，在兴宗、道宗年间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和北府宰相。当然，那是七八十年后的事情，按照年龄推算，现在姚景行还没有出生，可能连姚景行的父亲都没有出生，就是姚汉英立那块碑的事，根据报道也是在西元984年，距离此时还有二十多年。
根据那篇碑文，姚汉英有一大串的官职，又是节度使又是政事令又是上柱国开国公什么的，似乎很煊赫，但是郭炜抱着好奇心去查《辽史》的时候，却发现那些官职应该都是虚衔，因为那时候姚汉英仍然是积庆宫的宫分人，一直到姚景行中了进士任了高官以后方才出籍。
出籍，在这个时代是一件大事，良贱之间是由户籍打造的一道天堑，等闲是无法逾越的。姚汉英后来因为一个孙子的富贵而出籍，一方面说明他之前确实属于贱籍，另一方面也说明契丹的皇帝是可以支配某个宫的宫分人的。
所以契丹使者的这种搪塞根本就骗不到郭炜。
巧言令色碰上了充足资料的板砖，其迅速溃败是可以想象的，在一个类似苏武鸿雁传书的故事恫吓下，契丹使者的刁难无疾而终。战场上和谈判桌上都是郭炜占优，契丹方面的任何小伎俩都是徒劳的挣扎，最终的协议与执行基本上就是按照郭炜的口径而达成，契丹使者能够做到的就是保住了耶律述律的底线而已。
显德八年的六月二十五，周朝和契丹经过坦诚的交换意见，最终达成了一致，两国将以燕山为界，居庸关、古北口、渝关归属周朝，松亭关则归属契丹，两国各守疆土息兵罢战。
在得悉耶律屋质的前锋从儒州退往归化州、儒州被完全移交给耿崇美的武定军驻守之后，羁押在延芳淀的契丹南京留守司降军中的契丹人和一部分渤海人在侍卫亲军的押解下，陆续通过居庸关返回契丹。
七月初一，在获知李瀚等三人安全抵达古北口以后，契丹使者获准带着萧思温三家人离开幽州城，他们将通过居庸关返国。
七月初四，幽州城全城戒严，郭炜亲率群臣郊迎羁留北虏多年的三臣，在他身后的人群中举着御笔题写的匾额——当代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