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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是给群臣和百姓的安慰剂了。虽然郭炜总觉得这是完全无意义的举动，但是既然大家都觉得应该去做，那么郭炜就必须顺应民意，不管有没有实际效果，祈雨仪式总还是无害的，其中的耗费也不算大，因此做了总比不做要好，若是老摆出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样子，绝不会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不过郭炜也不想去祈雨仪式上去做一个牵线木偶，任由太常寺和礼部官员摆布，任由百官和东京士民围观。好在这场春旱覆盖的地域虽然是相当的广，旱情的发展却还不算太严重，郭炜以政务繁忙为由暂时推脱了亲自去主持祈雨的做法。
三月初六这一天，几个殿直、供奉官和内司诸使等近臣分赴东京城的各个祠庙道观祷雨，天清寺、皇建院、相国寺、天寿寺、封禅寺、太清观……没有一处官赐了寺名匾额的落下了，主要的近臣都算是代天子行礼，而那些极力主张祈雨的朝臣同样不能免责——既然你们都喧嚷着要祈雨，那么就从你们自己开始做吧，郭炜从西门豹那里也就学到了这一点。
当然，广政殿中的郭炜这一天也确实是在忙碌政务，这倒不完全是他不去亲自主持祈雨仪式的托词。
天人感应学说从董仲舒以来发展了上千年，都已经有一套比较完备的说辞和规程了，当然不是简单的祭天、祈雨这些仪式就可以算完的。在这一套理论当中，在诚心求雨之外，革新政务抚恤百姓显然也是感动上天的重要方法，郭炜现在要忙的就是这个。
上一年的中秋才刚刚搞过了大赦，现在还没有过去一年时间，再要搞什么大赦显然是不太恰当的，也未必可以积满足够的仁德感动上天，这一回肯定是要在政策上面来一点新意思的。
幸好唐末以来朝廷和地方的积弊甚多，足够郭炜去改的了，郭炜到现在还没有大刀阔斧地革新，本来就是因为自己的威望不够和某些革新的时机不到，显德九年的春旱固然是一个小危机，却也是一个机会吧。
第一条，诏中书门下：“每县复置县尉一员，阶在主簿之下，俸禄与主簿同。凡盗贼斗讼先委镇将者，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自万户至千户，各置弓手有差。”
嗯，这就是唐末以来地方军政上的一个积弊了，节度使可以随意任命自己的亲随为镇将，而镇将管辖的地方事务又不仅是军事防务，每每侵夺了县令的职权，这也是藩镇得以割据的一个基层因素。
现在重置县尉以辅佐县令，将地方民政从节度使那里彻底剥离出来，在百姓而言是让他们免于军法管理的苛酷，自然是善政。等将来时机再成熟一些，县尉能够把当地的捕盗都揽过来，郭炜就可以禁止节度使任命亲随为镇将了。
看着翰林学士、知制诰卢多逊在一旁领命草诏，郭炜有一点走神。记得好像自己看过的史书上说了卢多逊许多的坏话，不过就郭炜这些年的接触来看，却是看不出太大的问题。
卢亿老夫子的学问品行那都是没得说的，当年做自己老师的时候很是严格要求，在自己继位以后也没有自恃为帝师就怎么怎么样，儿子卢多逊刚做了知制诰，老夫子就上章求致仕，真可以算是儒者为官的楷模了。
至于卢多逊嘛，人年轻，是有一些跳脱，不是太谦退，不过家教是真心不错，不够谦退那也是因为他确实很博学很有才，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际遇和地位，其实是不算张扬的。
当然，凭他的学识和才华，做个知制诰很合适，不过以他的才器将来是可以大用的，在大用之前放下去磨砺磨砺性情应该不错。
看卢多逊把自己的旨意一挥而就，郭炜马上就收回了思绪。嗯，第二条，令诸道州府依法断狱，不得避事推脱，妄奏于朝而候圣裁；诸侯也不得枉法杀人，人命至重，刑部自有其职责，今后诸州决大辟，必须录案闻奏，委刑部详覆之。
这就是要地方司法官员既勇于任事，又不草菅人命了，最重要的是，死刑的判决权必须从节度使的手里交给地方司法官员，而死刑复核权必须重新上移到刑部。
有这样两条大善政，差不多就行了吧？要不，再放宽一点窃盗律和盐酒之禁的标准？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从朱全忠开始搞严刑峻法，尤其是后晋后汉以来动不动就是杀，确实不是个事，而且也没见民风就淳朴到哪里去了。现在稍微宽限一些，最终的结果应该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