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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夺情起复这个工具么，相对于丧期守制的这个“经”，那就是儒家“经权”之中的“权”了，现在则已经成为了郭炜手中的一张牌，虽然这张牌并不是完全可以由他来控制的——至少在启动时间上不是郭炜可以把握的——但是他可以借机好好地运用一番。
譬如现在王景薨逝，郭炜夺情起复王廷义和王廷训，只是让位置相对来说不算太关键的王廷睿依制守丧，聊以对付物议。而在赵家兄弟身上，这个工具郭炜压根就没有使用，显德八年年中南阳郡太夫人杜氏病故，当时的彰武军节度使赵匡胤和渝关都监赵匡义就必须踏踏实实地依制罢职，然后在家里面坐满了二十七个月。
现在倒是赵氏兄弟重新出仕的时间了，不过两年多时间的冷宅子坐下来，他们还能够有什么能为的？不敢说其基本势力被连根拔起吧，起码要谋划什么大事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了，赵匡胤手底下可能还会有几个忠心家臣肯一直跟着，级别低基础薄弱的赵匡义那就完全是光杆一个了吧。
慕容延钊卒于镇所，这个事情就稍微有些头疼了。
当初郭炜命令慕容延钊带病出征，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对于他这种单纯的军史爱好者、前企业家，带兵打了几年仗还是对战争艺术缺乏灵感的人来说，杀鸡用牛刀当然是最稳妥的，因为他对指挥艺术缺乏自信，对制造牛刀却是信心十足。
收取荆、湖这一战，牛刀是造得不错，宿将慕容延钊受命肩舆赴戎事，还有另外两员宿将何继筠、王继勋为辅佐，加上以部分侍卫亲军为核心的武装力量，整个战争过程轻松异常，缺乏艺术美感，缺乏文学悬念，只有强横的暴力美学。
可惜也加重了慕容延钊的生命损耗。
到了战争后期，虽然慕容延钊基本上卸下了指挥重担，回到了襄州养病，而且在夏天的时候似乎还恢复得不错，但是积劳的恶果终于在秋冬之交的时候爆发了出来。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慕容延钊身患重病的消息才传到东京不久，郭炜准备派过去的太医还没有启程，慕容延钊病故的讣告就接踵而至。
因为郭炜要亲祀南郊，权知襄州的太常卿边光范这才刚刚被从襄州召回来，要参与相关的典章仪注讨论呢，这下子襄州一时就没了主官了。好在南平已经内属了，襄州不再是西南边境，主官耽搁一两个月上任也不会有大麻烦。
还是先走完亲祀南郊这个程序吧，之后再趁着大批节度使归朝的机会，一方面补缺，一方面移镇。要做一个有作为、可以上史书的好皇帝，这类麻烦事总是会不断地来，根本就摆脱不了的。
就算是亲祀南郊这么一桩子事，都能被那些大臣们搞出来不少曲折呢。
郭炜之所以要亲祀南郊，自然是为了宣示皇权，在北伐南征的武功背景下，再用这种文教的手段来显示自己的大义名分。
早在八九月间的时候，郭炜就已经吩咐礼部、太常寺和司天监准备冬至日南郊的典仪了，结果有关部门当时就整出来一条争议——显德十年的冬至日是十一月二十九，正是十一月晦前的那一天，皇帝亲郊不应近晦，建议亲祀日改用十六日甲子。
哦，因为要避开月晦的时间，连冬至日的仪式都得改到满月里来做，这不是封建迷信么？好吧……冬至日亲祀南郊其实也是封建迷信活动，这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威力还是蛮大的，光是用刀枪可没有办法消灭，既然在整体上都采用了这种礼制，那么细节上显然也不好违反。
再者说了，即使在科学昌明的后世，选日子选时间讲究口彩不也是大行其道么？就连某个举世大典还不是因为莫名的原因，非得选在八月八日的八点零八分？
既然都已经入乡随俗地搞亲祀南郊等一系列活动了，也不在乎再多尊重一点时代风俗，反正大家都知道冬至日确实是在当年的十一月二十九，这就行了，十一月十六日举行的仅仅是一个仪式而已，改变不了冬至日的。
显德十年的十一月十六日，东京城的朱明门外，有司早已作坛如唐之圜丘，设昊天上帝与皇地祇位，以宰相、台丞及学士、尚书为南郊大礼使、礼仪使、卤簿使、仪仗使、桥道顿遞使等职，郭炜亲至南郊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