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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平静的一年
桑埙的诉状很快就有了结论，经过开封府、户部与吏部在尚书省合议，终于得出了一致的意见：桑埙所诉为是，吏部铨叙确有条格前后矛盾之处，现拟擢升桑埙为殿中丞。
既然官僚机构自身认识到了错误，并且已经开始改正，登闻鼓确实能够发挥其作用，郭炜自然就是照准。至于桑埙是桑维翰的次子这码子事，肯定是罪不及子孙的，郭炜心中的不快稍微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想一想桑埙在开运年中期被补为秘书省正字，将近二十年的宦海蹉跎，才刚刚做到了殿中丞，真的算不了什么。
至于李璘案，郭炜也认清了形势，千百年来的孝义讲下来，“先王以孝治天下”已经是深入人心了，要想重建秩序，这个精神本来就是基本原则之一，不能违反，不能废弃，只能进行合理规范，使之变成公序良俗。
既然如此，如果严格按照杀人罪照判，那当然是不妥的，因为这会与百姓和士林的期望相左；但是完全赦免李璘肯定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会形成一个不好的先例，让人们习惯性地抛开官府和律法自行解决问题。
这样一来，结果就只能是折衷的——先以杀人罪判李璘问斩，然后由郭炜出面开赦，但是又不彻底赦免，而是减死流配，而且李璘作为殿前散祗候不能像文官那样流配到海岛，要人尽其才，发配到通远军的牢城营编管。
就在当月，北汉军出兵攻打府州，永安军节度使折德扆一边率军抗击，一边辗转向朝廷报告军情。
几年以来，北汉主刘承钧面对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建雄军节度使杨廷璋、永安军节度使折德扆、成德军节度使郭崇、义武军节度使李万全、洺州防御使郭进和麟州防御使杨重训构成的包围圈，始终都是心怀戒惧，一直在图谋越过黄河占据府州、麟州这一块大周的飞地，以使自己和契丹的联结更为广阔，从而获得更大的回旋余地。
自从契丹丢失了燕南地区以后，北汉通过代州与契丹的联系通道就随时都有可能被范阳军和义武军西向切断，它向西扩展的这种要求就显得尤为迫切。只是北汉自从高平之战和太原围城之后就差不多精锐尽丧，所以一直对府州等河西地区都是力有未逮，只能干看着府州孤悬在外，却是不敢有丝毫的动作。
经过了几年时间的休整，再加上去年平定内乱理清了内部，刘承钧终于感觉到自己的羽翼渐丰，在东、南两个方向对周军自保的同时，也有能力向西拓展了。
然而事实却给了刘承钧一个响亮的耳光。
郭炜在接到了折德扆的军报之后，立即向沿北汉周边的各个节度使、防御使下令，命他们对北汉展开袭扰。
随着朝廷诏令的下达，沿北汉周边的藩镇几乎在同时对河东发起了攻击，义武军在西山路、成德军在井陉给予了北汉军巨大的压力，而昭义军、建雄军和洺州的部队则干脆就深入了北汉的腹地，迫使北汉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郝贵超亲率大军迎敌。
结果在府州战场方面，孤军作战的折德扆于府州城下彻底挫败了北汉军的进攻，俘获其领军将领卫州刺史杨璘；而在辽州战场方面，郝贵超在李继勋和晋、潞兵马钤辖康延沼面前大败亏输，北汉辽州刺史杜延韬、拱卫都指挥使冀进、兵马都监供奉官侯美籍部下兵三千投降。
如果不是契丹的西南面招讨使、南院大王耶律挞烈率部族军六万骑及时驰援，大周的这一次小小反击就有可能会再一次打到太原城下，让北汉再一次面临生死危机。
周军在石州、辽州与契丹军遭遇，一方是步骑结合的州郡兵，一方是一骑多马的部族军，双方的战力、兵力相差仿佛，谁也奈何不了谁，周军依托城池就此止步，契丹军也无力助北汉军攻城，年初骤然爆发的一场大战又戛然而止。
时隔两年，契丹军的战力就有了明显的恢复，好在自己并没有打算迅速灭亡北汉，也没有准备在这时候就越过燕山北伐契丹，契丹的战争潜力还是很强大的——郭炜在接获河东袭扰战的详细军报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点。
北汉自身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在话下了，如果周军对付的仅仅是北汉军队的话，就算它有刘继业，未来的杨无敌，郭炜都确信不需要出动多少禁军，光靠周围的那些藩镇军就足以收拾它了。
不过刘承钧终究只是一个儿皇帝，他身后的爸爸国才是郭炜夺取河东的真正阻力，只要还没有做好长期作战的物资准备，只要还不能确保阻击契丹援军，灭亡北汉的想法就必须搁置。
郭炜却是不知道，虽然在高粱河之战中，耶律挞烈掌管的六院部和契丹西南面招讨司的损失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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