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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策略么……不在国内全面铺开税制改革，而是根据形势进行逐片试点，一方面分化对抗的力量，一方面也是给将来要改革的地区提供一个缓冲的时间。首先试点的地区应该以阻力越小收益越大的地方越好，这样既有利于先期的成功，又可以用朝廷实际增收的情况增强大臣们支持该税制的决心，从而迂回地达到目的。
时机当然也很重要。
郭炜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可是经常听人说的，领先世界半步的是天才，领先世界一步的则是疯子，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在这里强推一些相当工业化之后才能实行的政策——譬如什么免除农业税这样的大仁政，在这个以农业收入为主的社会里面，推行这样的政策岂不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么？
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郭炜是分析得出其中的原理来的。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就会有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出现，而且在没有穿越者拨开迷雾或者其他更先进社会引路的话，因为需要反复地试错，这个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总是会慢半拍才出现。因而穿越者才能看到的领先世界半步的那些制度、政策，恰恰会是最适合当前社会存在的，不过要是再往前迈进半步的话，那些制度、政策又会脱离社会实际了。
在郭炜看来，现在实行土地累进税制正应该算是领先世界半步的做法。
两税法连刚好适应当前社会都算不上，因为这种税制是因为隋唐的社会变革而自然出现，在中唐以后就已经比较成熟了；至于官绅一体纳粮，本来就是和两税法最般配的执行制度，如果不是蒙元导致的大倒退和朱元璋在那个倒退后的社会形态搞出来的举人免税制度，后面压根就不需要多那么多麻烦。
而土地累进税制，正是在两税法实行，不再以行政手段抑制土地兼并之后，最适合在逐渐兴起的农业商业社会中以财税经济手段抑制土地兼并的好办法，有比较成熟活跃的商品经济做支撑，财税经济手段往往会比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更有效。
而郭炜的迂回策略，则是选取原先的南唐和北汉统治区，首先派人在前期清丈田亩的基础上，详细地统计出合理的累进税率与一个基础的人均或者户均的免税田亩数，以保证将来在这两地收取的税赋所得略高于原先准备调整到的基本税率方式，而且还得计算出改制后的受损人群、获益人群和几无变化的人群，好让朝廷派到地方监察税制改革的钦差因人施教。
这样两个地方的选取，郭炜也是在其中费了一番心思的。
原先的南唐地区，在被兼并进来几年之后，现在已经开始正常收税了，用该地的税赋核算出一套相对合理的累进税率作为其他地方的基准，总的来说比较容易一些；而且这些地区相对比较富庶，税制改革的效果很有可能立竿见影，届时增加的税赋将有可能在朝堂上发挥出强大的说服力；最妙的是这些地方的结伙反抗能力很弱，以前有金陵统一协调都不是中原之敌，现在那些地方士绅们更是未必有胆组织起抗税活动来。
而原先的北汉地区兼并过来仅仅只有两年的时间，很多地方被免去了两年甚至三年的税赋，太原府左近才只收了一年的税，更多的地方还没有开始收税，在这个时候进行税率调整，而且税率相对于北汉时期肯定是降低了的，那么累进税对当地的冲击就很有可能被消弭于无形。再说忻、代等地才遭兵燹，尤其是忻州，居民几乎被置换了六成以上，土地分配比较均匀，土地累进税制对该地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这样的两个地方显然是得天独厚的试点区，一旦土地累进税制在这两处卓有成效，那么接下来就是与南唐故地相似的西蜀和地广人稀的岭南了。剩下来的吴和清源军因为是其原主人主动纳土的，地方豪族势力一点都没有受到过冲击，肯定是改革中的硬骨头，而大周最早的核心区就更硬了。
不过眼下的郭炜可没有闲心考虑到那么远，迂回攻击完成南唐和北汉故地税制改革的计划，他都还没有拿到政事堂去讨论通过呢，他需要先往这两个地方派出有力的检田使，给他提供第一步决策数据，后面的事情还得慢慢来。
去往这两个地方的检田使此刻正在广政殿上等候着郭炜的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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