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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在平蜀之后，朝廷不是蠲免了蜀地一至两年的赋税，而且一举免去了历年的积欠么？怎么还会有民户被积年欠税所迫而流亡落草？”
冯瓒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左仆射有所不知，孟氏居蜀时的积欠可以一笔免去，但是两税法的账册版籍俱在，不进行重新的清丈料民，那些早已卖地而不曾移税的贫户不还是要按册缴纳税赋么？他们早已失去田产沦为佃户、庄客，却还要按照官府的账册缴纳地税，租佃所得无力交纳，除了逃亡之外又能何为？”
看王溥等人被自己说出来的情况惊得一愕，冯瓒继续增加打击力度：“加之蜀地的富户财富山积却无需承担多少赋税，而两税又规定纳钱，一般民户手中并无余钱，每逢夏秋两征时都要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土产以交纳税钱，这些富户则一个个趁机都去压价低收，等到官府完征之后再抬价卖出，以此牟取暴利。所以蜀中虽然多年安定无灾，多数民户却一直家无余财，而一旦蜀地气候稍有动荡，我料想民户破产者必然甚众，到那时啸聚山林之辈可就不是现在的数目了！”
冯瓒这话一说出来，几乎是满堂皆惊，就连郭炜都被惊到了。
说实话，郭炜在策划他的土地累进税制改革的时候，还是非常自得于自己的未雨绸缪的，总觉得虽然看穿历史迷雾的眼光算是作弊，不过穿越者的牛逼当真不用解释，有自己提前推出各种政策和科技来防患于未然，努力攀科技树催长这个社会，相信自己一手主导的大周可以躲过很多历史上的大坑。
然而冯瓒的这段话一出口，郭炜才醒觉到三个问题。
首先，所谓的历史先见，郭炜依靠的只是他看过的史书记载，而且记住的历史过程既不全面又不细致，如果说以前还能靠着历史的惯性料敌机先，随着他给这个世界造成的影响和改变越来越大，这样的先见之明必然会越来越少。
其次，尽管郭炜穿越之前的那个世界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有过很多种总结，不同的学说流派各有各的道理，郭炜对此见识得也不少，把这些学说拿过来对眼下的社会进行定性分析的能力还是自觉有的，但是在这个世界真正的优秀者面前，郭炜的分析能力也未必会有多高明。再说他现在身居皇位，等闲接近不了芸芸众生，只靠着各地官员的奏章和几个谍报机构的汇报，对民情的掌握可比不上亲民官，冯瓒方才的表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读过历史书和真正把握历史的脉搏是两回事。
就像郭炜原本是知道四川的几次民变的，宋朝平蜀之后的大范围叛乱和宋太宗末年的王小波、李顺之乱，郭炜都是学到过的，但是他对这些事变发生根源的认识非常流于表面。所以当郭炜能够提前想起来并且关注到这些可能事变的时候，他或许还可以利用各种行政机构甚至谍报部门提前介入，从而扼杀叛乱的苗头，做得好的话甚至能够消除隐患，不过一旦事情离得太远了，因为缺乏紧迫性而让他一时间想不起来的时候，那就什么预见能力都没有了。
宋朝平蜀之后在蜀地发生的大范围叛乱，因为就是紧接着平蜀发生的，而且宋朝还因此折损了不少中高级军官与文臣，所以郭炜的记忆比较深刻，对于这件事情的直接起因也有所了解，因而防范得早，预防手段的针对性很强，最终通过严肃军纪和严查乱党的双管齐下手段将之消弭于无形了。
但是王小波、李顺之乱就不同了，那个距离现在还太远，郭炜自己又在蜀地实现了和宋朝不一样的和平，他就总以为朝廷与蜀地民众之间没有了严重的仇恨与隔阂，后面的这次民变未必就会发生。
然而冯瓒的话却向郭炜展现了一幅非常鲜明的图景，蜀地照此因循下去的话，即使不是三十年，那么不出五六十年，当地还是必起民变，领头的不是王小波、李顺，那也会是张小波、赵顺。
这一切，只因为蜀地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洗牌，自从两税法彻底不抑兼并之后，将近两百年因循下来流弊丛生，土地集中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贫富差距非常悬殊，阶级固化令人绝望。能够掩盖这种根本性矛盾爆发的，不过是蜀地的丰饶和良好的气候以及和平安定的环境罢了，一旦这几个好条件稍有恶化，民变就一触即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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