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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了。
自家老丈人可是粮行开遍长江以南的大粮商，手底下的人才多得是，不找他借找谁借？不过，对于那些思想观念比较陈旧的现任掌柜罗杰却是不怎么感冒，毕竟他是要用现代的管理方式来管理自家工厂的。
“对了，云琪，你要人的时候就要一些准备培养成掌柜的学徒就好了，现任的那些掌柜之类的就不要来了吧。”
“怎么？罗哥担心影响爹的声音？没关系的啦。”
“好啦好啦，我是不愿意自家工厂里见到一堆堆的老古董，你知道我是从美国回来的，管理工厂的方式也是美国式的，用那些个老人不方便。”
“行啊，都听罗大哥的。”
有了曹家的支援，罗杰的人手应该宽裕了不少，但是如果想要办教育的话，恐怕曹家能帮的忙就有限了。
“看来还是得去会一会那邓指挥了。”
……………………
以下为三十年代民国教师的实际生活水准，那时候好歹还是名义上统一了，想来至少比二十年代大混战时期好些吧，但依然惨不忍睹，教书育人的教师连肚子都填不饱还谈什么培养下一代。内容参考自论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小学教师的薪水及其生活状况》等。
据张钟元30年代初的调查，合城乡男女教师的俸金混合计算，全国小学教师平均年俸为195元，平均每月为16.25元。而每一教师每年用于自身的费用为122元，担负家庭的费用为158.30元(自己生活费除外)。由此可以推算出每一教师合家庭费用和自身所需每年共计280.30元，一年之内亏空的数目竞高达85元。
北平协和医院bemard．e．read教授曾对30年代初中国五口之家的贫农所需的最低生活费做过估算：食料150元，住宅5元，灯火5元，医药交际娱乐教育杂用7元，共计187元。按此项贫农用费和每一教师年俸所入相比较，相差仅为8元。但食料一项系read教授就各类蔬菜(以萝卜白菜为主)以及油盐酱茶计算，鱼肉鸡蛋等并未计及，其热量虽可能达到标准，但营养成分显然不足。此外住宅灯火医药交际娱乐教育以及衣服等项，因所处环境的不同，乡村贫农所费数目，在一般教师，尤其是城市教师，即为同样质料，价格也应当相对高些。所以中国小学教师即使过与贫农相似的生活，其所入也当不敷所出。
这一事实可进一步从1934年7月张钟元对438名小学教师家庭经济状况所做的调查中得到证实。这438名教师分布在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福建、河北、河南、广东等8省的80个县。调查显示，438名教师中家庭经济盈亏人数比例分别为：盈余者54人，占12．33％；亏空者220人，占50．23％；大致相抵者164人，占37．44％。54名教师每年的盈余数额从20一350元不等．以20一50元居多，占62．96％；次为50一100元，占14．81％；300－－350元者仅有1人，占1．85％余；盈余中数为60．25元。220名亏空教师每年的亏欠数额从10—550元不等，以10一150元居多，共有163人，占74．09％；亏欠数额在500—550元的有6人，占2．73％；亏欠中数为85．00元。该调查还清楚地说明了平均每一教师生活费的分配情况：饮食占46．22％，服装占17％余，交际占11．53％，娱乐占7．51％，其他费用占9．45％，而书籍费仅占8．23％。理论上教师应该多多购置书籍，备为自修研究之用，但低微的薪俸，显然使得教师力不从心。这种生活费之分配方式只是表明，一方面小学教师薪水之低微，而不得不将几乎一半的钱用于饮食(营养成分另当别论)；另一方面“衣服”及“交际”费用的相对较高，又流露出小学教师之难言之隐。当时舆论认为，小学教师作为一知识分子，论其身份，俨然一上等人物，虽“瓮中米常空，门不离索债人”，还得装出上等人物的模样，惟恐失其“为人师表”的身份。
1930年4月14日《时报》载：“(苏州)市立小学教师费，积欠已久，市小学教员，大半无米为炊．仰屋兴嗟。市立胥江小学教员单鼎襄、孙信良等，以生活维持无方，学童课业，又不能任其中辍，故决定于每日课后，习拉人力车，以维生活。”1930年4月，江都小学教师亦因索欠而停课，其停课声明称：“……计至现在为止，除旧欠五个月不计外，新欠又达三个月以上。同人等服务教育，受俸本微，处此米珠薪桂之秋，已感生活竭蹶之苦，近复从公数月，不获一钱，个人不得一饱，遑论仰事俯畜之资。同人等受苦之深，已达极点，……自即日起，一律停止工作，专事索欠，及力谋以后生活之安定，图穷匕见，事非偶然，生计所关，情非得已……总之，同人等此次停止工作，实受生计压迫所致，迥与无理取闹者不同……”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办的《东南日报》曾报道：“长兴的小学教师，苦得竟比灾民都不如；因为这学期只发得22年度3月份一个月的补助费，总计共欠9个月。……所有区款，又因废除苛杂，已废光了!所以经费来源已告断绝。在这种情形之下的小学教员，除中途停闭打铺盖滚蛋外，其余都是靠当当头吃山芋、烧饼等度日……但是这倒还不算什么，最可怜的，是某校某教师，因为当局不发款，一家老小维持不下，竟将他十四岁的妹子(现已五年级了)以八十元的代价，卖给渔船里做小媳妇，虽经我们流泪的相劝，但到底终为生活所迫，劝不回来!”
《东南日报》就此曾刊登数则教员来稿，有一署名“苦教员”者写信诉苦说：“我们长兴小学教师的待遇向来就很微薄，(普通每月20元左右)自从前年(1933年)打了一个9折，就觉得不敷应用了，到了去年，又是打了一个八折，九折后再打八折，一共不是成了七二折吗?假定是20元一月的收入，岂不是只剩14元4角了吗?扣去了6元的膳资，余下的8元4角，叫我们怎样的支配呢?!可是教育当局，不顾我们的死活，一扣再扣，扣了又欠，欠到现在已经有10个月了，(去年6月下半月起至今年4月15日止)难道我们做小学教师的，饭都不要吃的吗?衣都不要穿得吗?我们的家庭，也随着我们饿死吗?欠了人家的钱可以不还吗?将来的衣食，向那里去赊欠呢?”
1934年9月29日《东南日报》又有报道称：“说到他们(指小学教师)的代价呢，实在可怜得很，最多不过十五六元，少则四五元，较之现钱交易的黄包车夫，不及多多，一连欠了四个月的薪，家庭中的老和小，暂且不去顾他，就是个人生活，也难维持。因之在初欠薪的时候，向人告贷；继则挟了大包小包的衣服，向长生库里跑；近来可愈弃愈糟糕了，日复一日的欠下去，弄得来借已无门，当亦无衣，一日三餐，将到了没有着落的日子，一切的寒衣，还安居在高墙头里，学校办公室的教员，好似监狱署里囚人，大家只有相对而泣。改业吗，人浮于事，不敢轻易尝试，苦干吗?!只有饿死一条路。唉!这是余杭的神圣教育，这是余杭神圣的教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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