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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或少的接触过另外一方。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再加上红星党人在北伐中作战英勇，在军中也早已拥有相当的实力，一旦施行“清党”很难保证到底最终会有多少人支持他们，这就使得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当权派异常苦恼。
可就在蒋介石等人苦恼之时，由于工农运动发展过快，红星党的实力人员又远远不足，这就使得原本的革命运动之中不可避免的混进了大量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让工农运动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难以控制。
当时湖南农**动中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都在斗、打、掠之列。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也证实了这点。
这些行为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连李维汉都承认，“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
而在城市里，大量手持枪支、棍棒，头戴五星蓝帽的“工人纠察队”，在一万多名颈缠红带的劳动童子团配合下，顶风冒雨，呼啸奔走于所有大街小巷，到处贴封条，今天扣货、没收，明天阻运、封厂；把“工贼”逐出厂门，把厂主、店主抓起来，插上牌子、戴上高帽游街示众。那些小店主、小商人，或者没有加入工会的人、不愿归顺革命的人，一听见大街上传来“万岁”、“打倒”的口号声，以及由远而近的纷沓的脚步声，就吓得面无人色，急忙关门闭户，东躲**。
此时越发难以控制的工农运动将农村的地主阶级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以及军队中大量的中下级军官悉数推到了红星党的对立面，从中立派甚至是左派转变成了右派，加入到了蒋介石等人的阵营之中，令其大喜过望，当即开始着手准备亮起屠刀，企图将这个自己通向独裁宝座的绊脚石一举清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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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1日晚上，罗杰有些新神不宁，他在等待着，等待着一封回信。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当时发出那封警告信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即使对方相信了，并且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又能改变些什么呢？悬殊的实力差距并非及时的情报能够弥补。
“也许……我只是想死在自己人手里的冤魂少一些，求一个心理安慰罢了……”罗杰自嘲的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