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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服和支持。因为形势很明显：?满清的兴起，已经不是哪一家地方势力能搞定的了。要想驱除鞑虏，只有搞联合，也只有反清复明能够作为抗清统一战线的口号。除了大西军，其他势力东南沿海的的郑成功，“夔东十三家”以及其它内地各种或明或暗的抗清势力，都是以复明为宗旨，是不可能接受孙可望为帝王来领导，只能接受哪怕是名义上朱由榔。更何况即使是大西军内部，李定国、刘文秀也不是孙可望能摆平的，他们也是站在朱由榔这一边的。。
历史上，面对同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曹操就明显聪明的多，既然天子被自己关进笼子里面了，那么自己就是主角，主角不一定就是剧情中地位最高的人，事实上主角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剧情中地位最高的人，而关进笼子里的天子也要时不时在非关键时刻出来客串演一下剧情中最高地位的人。
再比如北魏时期的高欢，在晋阳关起门来作威作福，可见了北魏皇帝还是执礼甚恭，甚至屁颠屁颠的跟在皇帝后面提宫灯。
由于水平的差距，孙可望终究只是一个猛人，算不上枭雄，更不是英雄。
孙可望已经逐步失去理智，当他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朱由榔坐不住了。朱由榔简直是如坐针毡，随时随地感觉到到头顶上悬挂着一把锋利的宝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脑袋就没了。为了求得自身和朝廷的安全，朱由榔和他的亲信把惟一的希望寄托于李定国。他们对李定国的战功、兵力、人品和同孙可望之间的矛盾早已有所了解。
所以朱由榔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自然是要拼死挣扎的，必须要拼命地把李定国拉倒自己这一边来，让孙可望不敢太嚣张，搞这种事情，南明向来不缺乏人才。
他们经常在孙可望面前煽风点火，出谋划策，如何威震西南，打压李、刘两王；另一方面，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面前，又数落孙可望狂妄自大，独断专行，全不念手足之情，假惺惺地提醒他们要当心两王府换上“孙”字大旗。
在南明不断的努力下，果然孙可望和李定国的梁子越结越深，本来两个人也就是心里不满，有时候发发牢骚，到了现在这个地步，竟然日趋白热化，谁都看不惯谁。
这次孙可望在李定国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进入湖南。李定国心里就有疙瘩的——我打了胜仗，你过来干嘛？
永历七年（1653）二月，打了两场胜仗的孙可望率军到沅州，他决定要在沅州召开军事会议。
同学们，大家注意，这次会议是比较重要的，过程也是比较值得推敲的。
关于这次的军事会议，后世的记载是孙可望阴谋搞“鸿门宴”，以开军事会议的名义诱捕李定国。李定国留个心眼，派他的心腹先行带领先锋部队向沅州靠拢，后来刘文秀的儿子洞悉了孙可望的阴谋（注意，刘文秀因为在四川打了败仗，被孙可望给罢免了，刘文秀的儿子有没有搞离间，实在很难讲），向李定国报告，李定国忍辱负重，怀着惹不起但是躲得起的悲愤心情，从湖南跑到了广西，避免了上演“同室操戈”的惨剧，为了维护大西军的稳定做出了重要的牺牲。
李定国还写了封信给孙可望：“今天好不容易取得这么好的局面，成败就在眼前，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恢复大明江山，请你不要听信谗言，使我们自相残害，希望你能够三思呀。”
当然这个是从李定国的角度看的问题，由于最终李定国坚持抗清，明朝遗老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自然是认为孙可望是搅屎棍，是坏人，李定国是大局为重，是好人。说到底，还是立场问题。
我们如果从孙可望的角度，就会看到一个不太一样的世界。第一，何以见得孙可望要摆的就是鸿门宴。第二，就算要摆鸿门宴，为什么要搞得人尽皆知。第三，李定国的部队并不少，孙可望是否有这个把握。第四，孙可望为什么跑到湖南来杀李定国，为什么不在自己的老巢。第五，面对有实权并且已经出了名的李定国，孙可望敢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至于李定国那封信，在孙可望看来，那就是毫不留情的地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历史不容假设，翻开历史的迷雾，我只能说，这次可能是个阴谋（这个确实没办法排除），但是也可能是一次和好的机会，更可能是就是一次军事会议，为刚刚开创的大好形势作进一步的安排。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在这个重要的关口确定今后的方向是很重要的，后来确实因为没有方向，形势急转直下。
可惜的是，由于孙可望一向心胸狭窄，而李定国也是一向对孙可望不太服气。导致在这次事件中，这两个人一个认为对方违抗军令，另外一个认为对方心怀叵测。事实上，后来李定国当了一把手之后，他对于刘文秀的防备绝对不比孙可望对他的少。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啊！
不管是什么情况，1653年，这一年，对南明来说，是个悲剧，最终的结局是，因为孙可望召开这次会议，而李定国没有奉号令，气量狭小的孙可望甚至派出冯双礼派兵前往袭击，而李定国奋起反击，最后孙李失和，从此分道扬镳。
而永历王朝的实力就在互相倾轧中慢慢磨掉了，丧失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绝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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