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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还要为粮食价格低发愁，陛下应该多体恤民情。”
冯道把唐懿宗时进士聂夷中所作的《伤田家》一诗背给李嗣源听：“‘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诗写的虽然很浅显，但道理却很深刻。”
要说李嗣源也确实是块明君的材料，要换成李存勖，早就听了不耐烦了，找戏子们耍乐去了。李嗣源听后，大为赞赏，说道“这诗写的真好！”便让侍臣抄下这首诗，经常让人念给他听，做为警句。
后来李嗣源得到了一块玉杯，上面刻着几个字：“传国宝万岁杯”，李嗣源很喜欢，并让冯道也欣赏欣赏。可冯道却说：“是宝贝，但只是有形有价的。而无形无价的宝贝却是仁义，只有实行仁政，才能无敌天下。”李嗣源更加高兴。当然这并不是冯道在拍马屁，说的确实这样，仁者无敌，古今皆然。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公认的明君，从谏如流，用贤去恶，他和魏征近乎完美的配合是君权和相权相互制约、有机合作的典范。李世民之所以称为明君，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魏征为代表的大唐贤臣的功劳。李嗣源也是如此，虽然他和冯道远远比不上李世民和魏征，但仅凭他们的这些才能已经可以在重武轻文的五代十国时鹤立鸡群了。
冯道的直言敢谏对李嗣源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李嗣源在战乱年代力所能及的恢复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上所做的努力是值得历史肯定的。天成五年（公元930年）二月，李嗣源把年号改为长兴元年，大赦天下，除了“十恶五逆、屠牛、放火劫舍、合造毒药”等重罪外，赦免其他罪行。牛是小农经济时代生产的头号主力，没有牛“无言的付出”，恢复生产只能是一句空谈。
农业生产仅靠耕牛是不够的，还需要农具，但当时出于战争的考虑，统治者多严禁民间私造农具，而由官府制造然后卖给农民。对于这个弊端，李嗣源也考虑到了，他下诏开放铁禁，允许农民自已打造农具和其他生产用品。
自唐懿宗以来天下大乱，战争频烦，底层人民苦难深重，直到遇上了这位小一号的“唐太宗”李嗣源。象李嗣源这样的人物，在五代中属于“稀有动物”，老百姓自然惊喜交加：可碰上好皇帝了。
封建时代的明君贤臣在本质上还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历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注定了在历史渐进过程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不可能没有历史局限性。
历史的局限性并不能成为否定一个历史人物的借口，历史总是向前进的，只要历史人物的所做所为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就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自从任圜被李嗣源给罢免之后，安重诲少了一个对头，从此大权独揽。安重诲借机在政治上大搞近亲繁殖，把自己的亲属安排在军事重镇当一把手，却又不允许其他人进入决策圈，这样安重诲就可以安心的做他的二号皇帝。
少了任圜这一极，政治格局的平衡被打破，第一个感觉不对劲的就是李嗣源。面对安重诲咄咄逼人的态势，李嗣源有些后悔，但他做事比较稳当，所以还没怎么发作，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这时在民间忽然流传一个小道消息，说有术士看过安重诲的面相，说他“日后必将大贵”。并说安重诲不久就要率军讨伐淮南，要统一天下云云。有人把这事报告给了李嗣源，李嗣源一听怒不可遏，便把安重诲叫去，责问道：“听说你私建军队，要攻打淮南，这事朕怎么不知道？”
安重诲被李嗣源骂的一头雾水，醒过神来后才大声呼冤：“兴兵讨伐是国家大事，这应该由皇帝做出决定，臣哪敢如此僭越？一定是有人在中伤臣。”李嗣源“哦”了一声，又找来指挥使安从进等人，商议如何处理这件事。安从进和安重诲关系不错，拿自家老小做保安重诲必无反心，李嗣源这才作罢，但对安重诲的疑心越来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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