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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谨慎从事。”
浙江布政使赵维杰摇头道：“二华兄此言谬也！倭寇虽多，蚁聚乌合，何堪一击？自胡大帅经略东南以来，整顿兵马，操练新军，如今我军练营兵数万，弹药也足，更有义民愿意协饷二十万两，还怕他倭寇何来？彼若来时，我军正好将之一举成擒，然后犁亭扫穴，将倭寇老巢荡平，为国朝除此顽疾，立不世之功，大帅以为然否？”
两浙都转运盐使司都转运使白听也道：“正是。如今城内的盐商，听闻有人想要放走汪直，人心浮动，议论纷纷。若不是下官向来与他们有些交情，这群人，恐怕都要闹出罢支的事来。这些人也放出话来，若是斩了汪五峰，他们情愿助饷六万两，以供讨伐倭寇所用；可若是有人放走汪直，他们便要豁出身家，闹个天翻地覆，说不定要把官司打到京师去，到那个时候，便是老大帅怕也是不好交代吧。单就说，若是今年盐商们集体罢支，我这盐税收不上来，可没法向朝廷交代。”
白听身为从三品大员，于浙江官场内也是前十名的人物，其他身为一省盐台，乃是整个浙江最富衙门的掌印官，他说话的分量决不输于一省方伯。更何况他提的问题也异常严重，大明的国库于盐税十分依赖，如果真闹出盐商罢支这种事，不说他白听，就是胡宗宪都难以应对。
这个时代，商人中有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说，杭州的盐商其实没有几个杭州人，基本是由徽州商人组成。汪直也是徽州歙县人，两边还算的上是乡党。如今这帮乡党也在积极游走，给官府施加压力求斩汪直，在这个极重乡情的时代，也是极为少见的情形。
严鸿暗道：这其中若说没有推手操纵，打死我都不信。这些盐商平日里拿一文钱给朝廷都觉得冤枉，连正税都能避则避，怎么这次会大方的拿六万两银子出来，一省的方伯、盐台都和胡宗宪作对，这胡世伯如今怕是也不怎么好受。
酒席之上，渐渐分成两派。谭纶属于主张文武两手皆要准备，然而招安为上，交战为下，以和为主，以剿为辅。而席上大部分官员则坚持剿灭为上，决对不要招安，对汪直也是越早砍头越好。
严鸿一旁看的分明，这些主战派，估计不少都是受了海商的贿赂，因此才积极要求斩首汪直，借以破坏招安开海之事，当然也有一些人出于公心，认为对倭寇不能退让，必须迎头痛击。这不怎么好分辨。谭纶一派人单势孤，渐渐处于下风。戚继光则是好好先生，谁说的都对，谁说的都有道理，我只管冲锋陷阵，其他事我是没有主意的。
至于作为如今东南的最高长官胡宗宪，却不发一言，只是默然无语。他虽然权柄大，但掣肘的力量也不小。当初因为他总督浙、直，浙江就特意不设巡抚，怕的就是巡抚与总督争夺权力，导致令出多门，无所适从。东南的人、财、兵大权归于一身。但所谓位高权重，也就成了靶子。就为这，已经让很多地方官对胡宗宪充满意见。
如今这些官员得到了地方势力的支持，又加上赵文华之死，胡宗宪没了靠山，更有些人要借着汪直这事，与胡宗宪别一别苗头。若是不杀汪直，那这帮人就可以参胡宗宪一个勾结倭寇，养寇自重的罪名；而杀了汪直，则东南不管糜烂成什么样，黑锅也是胡宗宪背，怪不到方伯、学道的头上。
那赵维杰极有辩才，侃侃而谈，把主和派渐渐压了下去，转头问严鸿：“玺卿如今身负皇命，视察东南兵备，不知对这倭寇之事，是什么主张？”
严鸿自个当然是力主诏安的，他若拿出天使的威风，要压制住这些言论倒也不难。只是作为前世混迹基层销售，他深知，不让人说话，解决不了问题。尤其现在汪直已经到了王本固的手中，在这里和人吵个面红耳赤，实在没什么意思。
因此他打个哈哈道：“实不相瞒，本钦差年纪尚轻，诸多见识不如诸位老大人。这倭寇剿抚之事么，照我原先想法，若能顺利招安，那还是招安为好，免得大动刀兵，损伤将士。不过东南局面，诸位老大人却比我清楚。究竟是剿是抚，还得从长计议，不可莽撞。反正，若能招安汪直，本钦差在天子面前自然有光。就算杀了汪直，这斩巨魁的功劳，莫非少得了我的？只是事关江南父老，须得有个万全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