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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与附庸采邑篇
中世纪的典型社会制度，可以用以下一句话来概括：封君封臣以及农奴制度等形成的复杂系统。
在18世纪，孟德斯鸠的《论法的制度》中便已经对中世纪的封君封臣制度、采邑制和农奴制有了深刻剖析；到了19世纪，人们继承之前的启蒙思想，兴起历史法学派、历史经济派，用以分析那个时代的各种封建制度；进入20世纪初以后，学者们认为不该从经济角度，而是应该从政治、法律方面去认识封建制：其中以刚绍夫（ganshof）的《封建主义》一书为代表，着重讨论了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关系、等级制和封君封臣制。
总的而言，中世纪制度关系的主要特征为：分级分封——按照这一规律，封建就是对上级的经济臣服和军事效忠，与当时社会保护和被保护关系联系：在蛮族初入时期，辉煌的罗马帝国所建立起的公共系统也随之而亡，新制度也还没有构成，人们无法保障自己的人身权利：比如农民，他们会自主寻求保护，就此形成了依附委托制，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形成一种自愿的依附关系。
而封君封臣的基础，其实就是保护与被保护关系加上亲兵制。
亲兵制，这其中实际也包含了效忠的关系，既是保护关系也是安定手段。这种封君封臣，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依附关系从下层走到了上层，也不再以满足生存为目的，而是形成了一种固定等级的手段，封臣的大小与贵族的荣誉息息相关。
封君封臣制度中，最为关键的是封土。最初封臣和封土并非一一对应。封君有保护封臣生存的义务，一开始是通过请封臣回家中宴请，或者赏赐封臣实物来表现；但是随着战争的扩大，这种报酬开始无法维持，封君所需的封臣人数上升，报酬方法也开始改变，以赐予人们相应的土地使其获得生存这一手段来维系双方之间关系，这一做法很快流行。最初分封的土地称为“采邑”，在墨洛温时期已经存在；到了查理·马特时期，由于开始和阿拉伯作战，于是大规模的封臣。同时“采邑”也开始变为封土，获得封土的条件逐渐以军事义务为主旨而固定下来。
从理论上来看，封君对土地拥有所有权，而封臣只有使用权，而且在死后必须归还。但现实与之大相径庭，封君很少能够真正收回土地，因为多层分封的关系，使得封臣封君之间彼此关系错综关联，而且土地零散，如果封君要收回土地则容易形成战争关系。所以，封土实际上变为可以继承、可转让、可买卖的私人财产。
而在中世纪，封君封臣的关系一旦形成，双方就形成了义务关系。
首先是封臣对封君的义务。
一、为消极义务，就是不必做什么便可以保证的义务。主要有：无害，即不能加害封君的身体；安全，保证封君安全，不能疏忽于防卫，不能背弃责任；尊敬、正直，不能在司法审判上做有害封君名誉的事情；有用，不应该在财产关系上伤害封君；轻松，不能设置障碍，要让封君能轻松完成任务；可行，让封君完成能够完成的任务
二、积极的义务。包括：服军役，身为封臣应该随时**军事任务，其核心任务主要是防卫性的工作，一直应该维持到敌人退却；而进攻性侵略，一次只能服役40天左右。所有的军役装备均由封臣自备。金钱上的资助，这一内容广泛，比如封君情况紧急时给予金钱支持（也就是赎金），封君儿女授骑士礼、出嫁的排场费用，以及封君出行时的费用。劝告，提出种种意见，使封君作出最合理的判断，而且事无巨细得一一过问。
封君对封臣，则有保护和维持的义务。
一、保护，即封臣如果处于危险中，封君必须出面相救；或者封臣陷入官司纠葛中，封君应该为封臣在法庭上讨回公道。
二、维持，就是维持封臣的生计，所以封土成为这一义务的主流。
这一制度的不平等性是十分明显的。但当时，从下至上，这一不平等是共通的：因为出于个人的生存和安全的需要，而且当时法律系统的缺乏，都使得中世纪注定只能以此种方式来维持社会的安定性。而且，中世纪的经济关系，也注定只有进行依附才能得到土地，所以人们都愿意加入这一制度，成为社会”链条”中的一环。形成这种观念的不平等、不自由与命运无关，和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无关，因为大多数人都认同这种关系；相反的，自由、平等反而使人们在中世纪无法生存。
而封君封臣之间要结成这种关系，还要通过种种仪式，其中有三个最为常用和明显：
一、合掌礼，就是将手放入封君的手中，代表愿意依附封君，成为其封臣。
二、亲吻礼。
三、宣誓，即模仿教会的仪式进行宣誓，表示结成关系的神圣性。
在一定程度上，封君封臣制是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替代品，这一制度使得社会连成一个整体，有了某种秩序，从上到下形成了所谓责任的“链条”。由于有效忠关系、经济联系，使这种关系十分紧密，虽然会造成权利的分散，但确实给地方上带来了安定，并通过配合庄园的生产制度，形成了一个很有序的社会。
20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开始更广泛的研究封建制度，著名人物马克·布洛赫认为，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应该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封君封臣制
二、王权恢复后的经济形态运转
而中国、苏联的学者，则将这一封建制度作为经济制度来研究，把它与奴隶制、剥削关系相联系，虽然这些观点就现在来看是存在硬搬的错误，但也可以一窥：
一、封建主义的生产目的：只与资本主义做对比，把”封建”意义现代化（事实上这一说法并不可取），认为其目的在于封建地租，与资本主义利润形成比例关系；并认为这一目的在于榨取剩余的劳动力和剩余产品，仅仅将地租作为一种手段；如果将上述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封建地租式的剩余劳动。
二、封建生产的推动力：资本工人的劳动与身产规模无关，但封建制度中的情况恰恰相关：庄园中的收入是定额，农民的收入是变量，地租长期不变，也就是说为了获取更多的地租外收入，是封建生产的动力。在奴隶制、资本主义制中，生产资料都归主人所有，但在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中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私有财产。
三、地租率：事实上，如果地租率增加，说明其中存在剥削；但研究表明中世纪的地租率基本恒定，很难找到支持“剥削”的证据。
庄园篇
在中世纪，庄园并非理想的经济方式，其经济形态十分封闭，人们生活水平程度只供维持生存，且是进步缓慢的生产单位。这些都和当时的无序状态有关：日尔曼人推翻罗马帝国后，却没有健全的制度来取代；而且蛮族各部落之间战乱不断，没有一个完整、成熟的统治体制，所以当时国王为维持自我势力，而采取了给予的奖赏之法：
第一， 抢到的财产严格按平分制给予个人。
第二， 实行的赏赐土地之法，人为的形成了某个人的大地产，而且赏赐并非在一级上就完成，可级级相赐，在罗马人为地产上又形成了日尔曼人的地产；这些无偿的赏赐，加上罗马乡村地产，形成了西欧土地基本纳入的大地产。罗马时期地产为私有，而此时的地产人为进行划分，又包含着不同成分：其一是地产主的私有地，其二为让人们耕种的土地。
这种制度变化构成了庄园的基础，其与大地产的区别在于土地耕种权不被剥夺。
同时土地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庄园成为一个不仅仅是经济行为的单位，而是集政治、法律、刑事（也包括经济在内）于一体的行政管理单位，彼此之间互部干涉，这也形成了中世纪日后分化的基础：庄园主即等于庄园国王，其主权、土地皆分封，而且分封者只对上一级分封者负责，导致了中世纪国王主权的分散状况。
就庄园土地成分而言，大致上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 领主的私有地。
第二， 农民的份地。
第三， 供放牧的草地。
第四， 提供庄园木材的林地。
就庄园的建筑而言，则大致分为三种：
第一， 是位于高处，豪华的庄园主住所，但并非一般人认为的城堡。
第二， 简陋的农民茅舍。
第三， 公共设施，包括教堂，水磨房（庄园主所有）和手工业者的库房。
庄园内有一切日常生活的设施，从根本上而言，庄园作为集体耕作，无人可以单独拥有耕地和耕地所需的动物和工具。
庄园内的公共设施很多，包括庄园主的私地在内，作为隶农的劳役，且具有优先权。
庄园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表现在庄园可以容纳人的数量为一定，可通过庄园规模的大小来判定人口数量。当然这还因为中世纪出生率低、存活率低，数量始终保持恒定。而且能够保持自然平衡。
庄园也需要进行管理，但是庄园主并不理庄园事务，常常委派手下人进行管理。庄园主住宅由委派人居住，其目的是为知道隶农能够获得实际的收成因而与当地人关系紧张，具体工作则由村庄里的人完成。
最能够体现庄园主权威的为“庄园法庭”，是庄园的统治机构，特点为：
第一， 非常设机构，根据地方问题多少和庄园主本身意愿来决定开庭间隔。
第二， 规定开庭时，当地农民都要参加，也非所有人有发言权，由代表组成，陪审团第三， 庄园法庭诉讼程序死板，均看是否能够打动庄园主而非就事论事：法庭的判决，其结果不一定能够被执行。
庄园法庭只涉及庄园的内部事务，是为处理“家务事”，但是确实对当时庄园的管理起了重大作用，包括庄园内各种事务都可以进行诉讼，由小事到大事务都有。通过这种制度，可以解决其内部问题和起调整作用。
当时庄园内种植的物种和土地本身的划分有和大关系。
第一， 食物包括：小麦，是人吃的主要食物，但是生长期缓慢，产量偏低且对土地的要求很高；大麦，生长期短，而且产量高，但是很难让人食用，除非是在饥荒期间，平日主要用于喂马。
第二， 经济作物有葡萄和橄榄，前者可以说是罗马时期的遗留传统，通常用于酿制葡萄酒；后者则是用于制造油类。
第三， 畜牧业的作物。在当时，牛和马是必需品，牛的数量必须保证，而马作为服军役的必备品也是不可缺少的。而肉类则有家禽提供，主要是猪、羊、鸡等，在天气适宜的时候，也必须保证一定数量；但因为当时饲养条件落后，所以这些家禽都无法过冬，所以当时在秋日大量屠宰之时就成为了一个节日，因为这么做可以避免其死亡而且能够保存很长时间，主要保存手法是腌制肉类。
当时，农民生活贫苦且负担很中，其阶层几乎包括了各类劳动力。这一阶层工作时间很长，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农民们不光种地，还有法定义务必须从事劳役：建桥，修路，即使交钱也不能免除。农民的居住条件也很差，家中没有床，更无任何娱乐活动，生活是单调且一尘不变的。中世纪前期没有世俗文化教育，农民不认识字也没有书可看；在那个时期只有教士手内有羊皮书手抄卷。
中世纪农民的负担之重，也是极为罕见：实物地租，劳役地租，使用公共设施费用，结婚时必须付的婚姻税（尤其是庄园之外的人，更要交罚金），继承税以及庄园主的生活费。
通过以上情况不难知道，其实中世纪的庄园经济生活十分脆弱，农民生活范围狭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问题，那个时期的灾荒、瘟疫更是平常之事。但大多数人也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和地位。这种庄园制生活在中世纪维持了很长时间，直至中世纪后期才被打破。
骑士篇
中世纪的骑士，尤其是日尔曼骑士是一个非常发达的阶层。
起初，骑士是由骑兵发展而来，而其先决条件就是只有骑兵取代步兵，骑士阶层才能兴起。第一次使骑兵们大显身手的无疑是日尔曼击败东罗马之战，这一役，令骑兵确立了优势。但是骑士并不等于绝对意义上的骑兵，骑士其实是西欧把军事力量纳入封建体制的产物。一开始，因为有大量的自由民存在，因而实行了自由人服义务兵役的制度。但是随着土地的兼并，大地产制导致了自由民数量大减，使得义务兵役难以实行，能被征入伍的人范围日益狭窄，而且自由民也无力负担军事装备，于是骑士开始成为领主的特权。
为了保证相当数量的兵源，当时的上层采取了一些措施，即把兵役与经济来源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以后中世纪普遍的采邑制，这个制度始于法兰克王国的查理·马特时期。兵役从义务制转变为采邑制，于是封建领主的军队成了国家军队的基础。这种制度具有稳定性和牢固性，使骑兵从分散的状态转化为一个骑士阶层，即形成了骑士等于骑兵加土地所有制的组成。
骑士在当时的主要职责是军人，而军人形象极受社会尊敬，因为军事活动频繁是中世纪特征，在人们观念中，战争属于正常的社会生活状态。在经济领域中，骑士是封建体制组成部分，效忠于领主，并通过宣誓等仪式来加强这种纽带关系。而在社会阶层方面，贵族可以是作战的骑士，但骑士并不一定是贵族。骑士主要职责是作战，而不具备贵族所具有的司法权和一些世袭权，而是“贵族的随从”，处于贵族、农民之间的中间阶层。
12～13世纪之后的和平时期，骑士军事只能开始削弱，在经济、政治领域提高地位，逐渐与贵族融合。那个时候骑士的培养已经必须从出生开始，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程：出生时便由父亲监督实行洗礼，从小由乳母养到7岁，不可和家人同住。7岁后，真正走上骑士的道路。离开住处到一个高于自己家庭地位的贵族家族，开始学习成为骑士的必备知识，如养猎鹰、各种宗教知识和礼仪。14岁起担任贵族的贴身随从，为礼仪性质，可从中学到很多经验知识，直到21岁长大成人。
21岁时，必须经过一种特殊的仪式，才能脱离领主家庭成为自主独立的骑士。仪式很隆重，这种授封礼被认为是过去成年礼的延续或变形：在第一天中要进行沐浴和祈祷两个仪式，为的是净化**和灵魂。第二天正式授封：接受战马，并举行象征性的比赛，成为骑士的外在标志。
所以，当时的骑士具有固定的特点，并有专门的称呼为“兵”。
中世纪骑士和教会的关系是中世纪骑士的一大特征，也是野蛮和理论的相结合。
最初这双方是对立的，因为骑士代表摧毁的一方，而基督教代表被摧毁的罗马帝国；骑士十分尚武，以掠夺为特征，且掠夺目标常常直指教堂。双方在理论、实际上都冲突，基督教崇尚和平，骑士则以战争为乐。
导致两者的结合主要是有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源于教会的世俗化。因为得到了大量土地，使得教会成为西欧最大的封建主，当时的一个小教会都可以拥有为数1000多个的庄园。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利益，教会开始涉足世俗事物，从对国王的依附到对国王的支配，也使骑士保护的对象发生了转移，骑士作为基督徒，不能侵犯教会，教会从与骑士对立的机构变为被骑士保护的机构。第二点，则是骑士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因为进入教会是当时贵族后代获得社会地位的方法，所以骑士们从小就接受宗教教育，遵从上帝的教导来选择合适的行为，从小培养对上帝的信仰；另外，骑士在战争时战途凶险，遇到困难就往往祈求上帝的保佑；还有一部分骑士因为战争太过残酷而转向修道，另一部分大难不死的骑士则因为需要精神上的安慰，而绝对的信仰基督教。
因此，很多教会的行为准则成为了骑士的准则，骑士成为了上帝的战士。当时骑士的准则主要为以下几点：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12～13世纪后，虔诚成为首要准则，信仰基督教既是品质，也是资格，对骑士有了规定和约束。骑士的装备也代表着教义，剑是十字教的象征，盾代表着保护教会的职责，双刃剑则代表了正义的一面和杀敌。而且信仰上帝，骑士也必须有实际行动，为祈祷和忏悔罪行。必须成为保护教会的卫士，世俗国家是上帝在人间的房间，国王是房间的代表，骑士保护国王既为保护上帝，从而转化为保护教会的职责。
中世纪骑士的爱情观也有其独特之处，与现代人的观念并不相容，可说是独树一帜。
当时的婚姻以财产为基础，骑士们追求爱情，但对象都是贵妇人，且不以结婚为目的，这种观念成为中世纪后期宣扬的主题，吟游诗人用诗歌在各地歌唱，对以后的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这种爱情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和平时期骑士军事只能减弱，开始依附贵族宫廷而生活，讲究礼仪、风度而非武力。特别是十字军东征后，男子大都外出打仗，世俗事物落在妇女的身上，能力和地位均有提高。女主人在宫廷中经常担任重要的角色，其地位崇高，成为前来依附的武士所崇拜的对象。而且骑士从小在贵族家庭中长大，很多的教育是由女主人安排，两者无形中构成一种母亲式的崇拜。这也是对当时无爱情婚姻的补充，骑士为利益而结婚，为了满足精神的需要，在正常婚姻之外寻找精神的依托，自己所崇拜的女主人自然成为他们追逐的对象。这种爱情有很多不同于其他时代的观念：其中包含着效忠观念，但并不追求平等；且不以婚姻为目的，历经艰难也无所谓；这也是道德提升的机会，封建附庸关系在爱情方面的体现为服从。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贵妇人是那个时期女性的典型，原本粗鲁的骑士如得其垂青，可变得有修养，符合作为上层人的规范，也是和平时期的要求。
贵族篇
中世纪为一个典型的贵族统治时期，贵族是维持统治的阶级结构，无论是否长官都有统治权，且成分复杂，并随早、中、晚期不断变化。
早期人们不注重谱系，因为是个民族与罗马的混容时期，是重视现有势力和土地；中期，社会基本定型，人们开始注重谱系，强调封号，看重出身，贵族集团也于此时形成，成为一个封闭的团体；到晚期，因为商品经济发达和社会上成分的流动增加，也开始有下层人加入贵族行列，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有封号而无土地的破落贵族。
关于贵族的起源，现在的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来自于学者布洛克，他认为中世纪分为两期。第一期（第十一、十二世纪之前）为无贵族时期，罗马的原贵族随着帝国消亡而消失，而蛮方贵族没有形成；第二期（十二世纪之后）才开始出现贵族，其典型特征为骑士阶层开始正式出现，即骑士等于贵族。但后来的学者通过考察，对以上说法不认同。日尔曼大举入侵后，罗马贵族没有真正消亡，与后来蛮邦上层结合为一体，中世纪前期就已经有贵族，到了后期贵族和骑士有所融合，但两者之间也有区别，直到和平时期，骑士的军事功能削弱和，两者才合为一体。
十二、十三世纪后，随着贵族和骑士融合，开始形成明确的贵族之间等级，要成为贵族必须成为骑士，等级性和集团性明显。骑士必须是骑士的后裔，这种差距和其他阶层的集团拉大，使得贵族具有了明显的封闭性，且贵族内部也分出了不同的登记，表现出不同的权势：
公爵，此称号授予部落首领，为一地的统治者，仍有政治、经济、法律和权利，这些人行为往往决定很多人的命运，他们仅为名义上的归附。
侯爵，大都为边防长官，是由国家派为边境地区的长官负责数郡的统治，这些人大都出身于当地的大家族，为半独立力量，可任命当地官员。
伯爵，是地方的行政长官，如郡首，由国王任命，时间长久后也成为半独立状态。公爵的委任者也称伯爵，其权利甚大，尤其代表公爵时，常常由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成为统治者，如在英国建立安茹王朝的安茹伯爵，以及法国的香槟伯爵等。
以上三种贵族为高等贵族，均拥有大量的领土，能实行独立或者半独立的统治。
子爵，起初为高级贵族的侍从或是助手，带其处理事物和司法案件。高级贵族不在场是可独立行使其权利，到后来开始建造城堡，形成小统治中心。
男爵，大都与军队相连，以服军役为条件从国王那里领取土地奉养土地的骑士首领，一位男爵最少拥有40～50个骑士领（一个骑士领是指供养一个骑士所需的土地面积）。
贵族的特征也反映在其它各个社会生活方面。
衣食住行方面：衣服的颜色、款式均以法律规定，非贵族者不得穿金戴银，不能穿丝绒、毛皮衣服。农民只能穿黑、灰两色，贵族可以追求华美，是当时服装改革的推动者；但当时的服装上仍然有不少缺陷，如无衬衣、睡衣，且男女衣服样式区别不大。在饮食上，有限制和经济实力两种区别。如野味：孔雀、鹿肉、天鹅属于限制方面；而因为野味气味大，当时的储藏技术的落后，令得从东方而来的长途运输香料可与黄金等值，成为当时贵族的专利。在居住方面，中世纪贵族为土地贵族，他们衣服土地而生，在庄园中心地带有贵族的住宅，但主人不会长住；另一处则为代表权势之地的城堡，起初是皇家特权，一般建立在山上，是易守难攻之地，一防卫性为主且代表权势，不追求舒适，内部潮湿、阴暗；城堡的作用众多，不仅是贵族家族的居住地和社交场所，也是在战乱时周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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