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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一点的，可以说：“请你把礼金送到政府去。”结果，送礼者就成了官员彰显自身清廉的污点证人，一场送礼行为变成了拒腐案例。
明朝有个笑话，说知县大人过生日。知县属鼠，有个小官倾家荡产，铸造了一个黄金小金鼠送给知县大人。知县欣然笑纳，然后提醒说道：“拙荆下个月生日，她是属牛。”送礼者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极品官员，估计要崩溃了。所以，官场送礼不是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这么直接。
好在官员们多少有些爱好，喜欢附庸风雅，投其所好地送礼，因为隐蔽所以安全，往往还能更好的起到增进感情的作用。晚清权倾一时的庆亲王王奕恇、载振父子贪墨出名。苦于反腐制度森严，舆论监督踊跃，送礼者不敢过分，而王奕恇父子也不便直接敛财。于是，载振就想到了开办高级会所的想法。当时‘雀戏（麻将）’在京津一代很流行，王奕恇、在振父子就先后在天津、北京组下院子，装饰一番后，作为‘会客’场所。来者后，宾主自然要娱乐一下，围坐在一起搓麻将。载振的麻将筹码很高，三千两一局。来者求官者居多，进出一次输个几千上万两很正常。王奕恇父子根据宾客输钱多少，决定卖官弻爵的高低。舆论称之为‘庆记公司’。到后来，生意太兴隆了，载振都没法每回都出来应酬宾客，有宾客们自己玩，载振抽钱，好在宾客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输钱就心满意足，这礼也算是送成了。
书画古玩是古代官员的另一项爱好，很多官员都喜欢搜集古玩字画，涌现出了一批金石专家、书画鉴赏家。晚清封疆大使端方就是一位金石专家，还出过研究金石古董的专著《匋斋吉金录》、《匋斋吉金续录》等等，堪称“著作等身”。他在晚清的声誉还不错，有廉洁之名。别人直接给他送礼，他都大义凌然的要求把礼金、礼品送到公堂上去、以表示自己很清廉。但是，端方喜欢研究书画古玩，遇到有人送来求他‘鉴赏’的，他无不热心的与之切磋鉴赏需要时间，这些宝贝就留在端方的家里由他慢慢赏析去了。端方这样的‘书画古玩控’在晚清还不少。因为收的珍宝太多了，背景的琉璃厂一条街上，有不少古玩店铺的幕后老板就是端方一类的高官显贵——台前老板不是他们的亲属，就是他们的奴才、亲信。‘文雅’的高官们把家里的古玩书画摆在琉璃厂去卖，为了提高业绩，他们常常会不经意地向求他们办事的人‘透露’，某个古玩或者某副书画如何如何的好。有时候，他们就干脆高调刻意的抬高某个作者的作品。有心求他们办事的那些人就自然去市面上寻找相关的书画古玩，结果发现就在该人开设的店铺中。于是，如果看到了某件古玩周而复始的进出某位高官的府邸，也是可以理解的。
送书画古玩，看似成本很高，实则不然。虽然古代官员中读书人的比例很高，但真正精通文史、懂得古玩书画的人很少，大多数是附庸风雅而已。这就更不用说那些通过乱七八糟途径迈进仕途的高官显贵们了。端方其实也是附庸风雅，在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藏品中发现了许多赝品以及很多并不出众的收藏品。据说，端方对古玩字画的判断完全仰仗手下那些同样不是很明白的幕僚，评判的标准是一靠送礼者的吹嘘，而是看书画作者的名气。不用说，端方那本金石学专著，也很可能是代笔之作。只要端方一类的官员认为礼品有价值，送礼者的目的就达到了。送礼者完全可以寻找赝品或者次品去滥竽充数，因此降低了送礼的成本。
不论是投其所好，还是送书画古玩，都有一个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输送的痕迹，他们都不像是劳动所得来的合法正派。那么，如何才能和官员搭建起劳动关系呢？最常见的做法是请官员题字、写文章，然后给官员一笔不菲的润笔。
润笔收入，是明清官员重要的收入来源。明朝中后期，社会上逐渐形成向官员购买墨
宝和文章的风气，百姓向官员、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有事没事的就来求文、求字。官员们盛情难却勉为其难的应承下来，写完后再半推半就的接受不菲的润笔。后来，官员不问求文者的人品，、事由，只关心润笔的多少。到最后演变成了官员题字、文章非出钱不可，没有免费的了。到清朝，这股风气越来越盛，润笔费用越来越高，成为官场半合法的收入，占了部分官员收入的大头，到现在官场，仍旧有一些官员喜欢出版一些所谓的专著，从中赚取一笔合法酬劳。
据说，张之洞但仍湖广总督的时候，一次因为兴建近代事业缺钱，就打起了润笔的主意。有个富豪的父亲生前名声极差，为了粉饰父亲的生平，更为了漂白父亲的恶性，他就迫切想让张之洞出面为父亲写个墓志铭。有个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谁还敢说父亲的坏话？张之洞还真就写了。他科举高中，翰林出身，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自然不在话下，不过，润笔的费用也不低。一字千金，张之洞按照一个字一千两的价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笔，不过张之洞好的一面是把这笔费用用在了近代事业上，没有装进自己的腰包里，不好的一面是完全不问对象，不顾事实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