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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驻英国的各级情报机构和军事部门，几乎都同时接到了同一个内容的电话，“找到戴维，让他马上回总部，局长要见他。”
而此时的戴维，却皱着眉头，任由他办公室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看得出，这个早晨，他遇到了不小麻烦。他不时的翻看着桌上的一份材料，根本不去理会桌上的电话。
半年前，他向阿诺万局长提交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这样的：
戴维成功地捕获了一名潜入美军的德国间谍，这个间谍隶属于德国陆军参谋部。他确信这个间谍的落网并不为德国情报机构所知。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想法，策反这名间谍，并让他作为猎取德国陆军情报的来源。因为这名间谍在战争刚一爆发就潜入美军，曾经为德国参谋部提供过不少有效情报。因此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提交报告后，他并不认为这件事有多么重要。这样的设计，在间谍战中屡见不鲜。他的设想，也不过是为了获取一般的德国陆军情报而已。没想到的是，阿诺万得到这一报告后，随即把他召回本部，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这个设想是基于这样的前提。
在欧洲战场处于战略攻守转换的重要时刻，英美联军急需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在这个时候，交战双方都密切注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作为防守一方的轴心国最迫切想要知道的是，盟军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规模发动对欧洲大陆的反击。而阿诺万新提出的计划和戴维的报告刚好相反，不是为了获取德军的情报，而是利用这个被策反的间谍，把盟军一些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传送到德国陆军参谋部。
让自己的情报官员在妓女的床上丢失重要文件；或者做一个飞机失事的假象，让公文包从海岸漂浮到亲德的第三方海难，这些伎俩盟军都曾精心设计过，天衣无缝，完美无缺。但是，越是完美的陷阱，你就越不能再做出第二个。而利用这名间谍，由他把盟军最“重要”的军事情报传达给自己的对手。则是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
虽然这样的做法也并不新鲜，但是，这一次，他们玩得太大了，以往的所作所为与之相比，那根本就不能叫玩，只能算自娱自乐。
阿诺万把这个设想通报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同时，把戴维派到英国，一旦将军同意这个设想，将由戴维协助将军完成这个设计。戴维没有想到，他刚一下飞机，军方人士就直接把他带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办公室。
作为欧洲战区盟军最高司令长官，艾森豪威尔看到他，忧心忡忡地将他领到一幅巨大的挂图前，他用教杆指划着地图上漫长的法国海岸线说，我不知道，要堆积多少士兵们的尸体，我们才能踏上法国。
戴维什么也没说，他知道将军此时并不需要他说什么。
将军放下教杆，把话很快转上正题。他是这样对他说的，我们有了足够毁灭敌人的炸药，也有了引爆的雷管，但我们还需要一截引线。你和阿诺万的意思，是让这个德国人来做这个引线？”
“是的，将军。”本来，戴维想说这其实是阿诺万的意思，他原来的设想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在将军的略带忧虑的目光下，他没有这样说。
将军点了点头，随便，将军一针见血提出了一个最直接的问题：
“那么――”将军看着戴维，“你想过没有，如果策反成功，到时候，我能像信任你一样，”将军略为停顿，“信任一个被策反的德国间谍吗？”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戴维当然知道，每一个特工，都能以一种特殊的约定，告知已方自己所发出的电报是否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发出。对于这种约定，第三方根本无从得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发送：
“英美军将于某月某日在xx海岸登陆。”
这样的电报行文很正常，即使是在监督之下发出，也并无值得怀疑之处。但是，如果德国间谍事先约定的是用“美英”而不是“英美”。那么，收报方一看到就知道这个电报是被协迫发出的，从而正好得出否定的结论。
但戴维还是很坚决地说：“将军，到时候我保证能给予您一个肯定的回答。”
艾森豪威尔直视戴维：“你用什么来保证？”将军说着，摆了摆手，“不，不用立正，我也不需要听到用生命来作出担保一类的话，你要知道，一旦计划不成功，那不是一条生命，那是几十万条生命。”
是的，一条生命与之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因此，戴维只说了一句话：“将军，我用我对自己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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