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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堂，关于修建通济渠的相关讨论正在进行，首先，是由工部尚书宇文恺对整个工程及施工方案进行说明，并接受政事堂诸公的询问。
政事堂诸公，指的是在政事堂议事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如今加起来有十五人。
可以说这十五人就是宰相级别的高官（宰执），至于在场的其他人，除了御驾亲临的天子及旁听的太子，可以说都是跑腿的。
通济渠的资料，政事堂诸公都已事前拿到手，有了几日的翻阅时间，以便对这个勾连黄河、淮水的运河有一个初步了解，而看资料时产生的疑问，就要在此时让宇文恺做出解答。
换而言之，反对马上修建通济渠的几位宰执，现在就准备发动进攻。
通济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没人反对修建通济渠，但却对何时开工以及如何修建有了一正一反两种意见。
位高权重的尚书令李允信，就是反对者之一，如果他在这次会议上依旧持反对意见，那么天子宇文温也不得不考虑一下通济渠的动工时机。
宇文恺为了今天，准备充分，但他仅仅是从工程角度来阐述通济渠的可行性，对于开工时机及相应一连串问题，要由另外的人来回答。
中书舍人郝吴伯就是其一，本来他即便身处政事堂内，只有接受问话的份，而现在，当然依旧是接受询问。
原因在于郝吴伯以中书舍人的本官，检校营通济渠将作少监，实际上负责了整个施工方案的“可行性研究”工作，他既然对现在举债并马上动工修建通济渠给出了正面意见，现在就得面对反对者的发难。
郝吴伯不是一个人面对发难，新任工部的水部郎中郑通，也陪着郝吴伯一起接受质问。
质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郝吴伯和郑通费尽口舌，好不容易将反对者的质疑一一解答，随后引来了最有分量的反对者——尚书令李允信。
李允信不反对修通济渠，只是认为时机不对，朝廷应该过几年开工，而且举债修运河的做法十分不妥。
李允信知道修建通济渠是宇文温的意思，但他作为尚书令，既然认为情况不对就要据理力争，不能让朝廷背负上沉重的债务，其他几位反对者也是这种担心。
举债的行为，无论动机、原因是什么，首先会让百姓以为朝廷快撑不下去了，人心浮动，很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浑水摸鱼。
第二，发行所谓公债，向民间募集资金，万一应者寥寥，或者募集不到足够的资金，这让朝廷的脸面往哪里搁？到时候谁负责？谁负得起责？
前面两点都还好，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举债修运河，平白无故让朝廷背上巨额债务，一旦接下来几年别的地方急着动用大量钱粮，已近负债的朝廷去哪里变出钱粮？
如今年景好，所以公债到期后朝廷似乎有能力连本带利兑现，可万一接下来几年有什么闪失，导致财政收入不理想，届时公债到期无法兑现，那该如何是好？
谁能保证接下来数年，朝廷财政收入盈余，足以支付到期公债的本金和利息？
要是到时出了纰漏，激得民怨沸腾，到时候，要杀多少人，才能平息民怨？
尚书令位高权重，在政事堂诸公里，是最接近宰相一职的职位，尚书令李允信的质问，郝吴伯和郑通是无法巧言令色或者回避不答，而他们也确实没那资格作保证，自己的脑袋也无法平民怨。
这两位“哑火”，有议事权的门下侍郎刘炫同样也无法反驳，道理相同，至于刘焯，因为作为礼部尚书主管学政，今日连进议事堂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反驳。
最后一个为宇文温把关的大将、中书令李德林，面对“发行公债一旦出事，谁负得起责任”的质问，拿出一副时下流行的老花眼镜带上，从面前案上厚厚的卷宗中拿出一些资料。
“非常之事，行非常之道，尚书令所言，确实为国为民，却是过虑了...”
李德林不和李允信纠结举债后到底谁能承担责任，而是针对“风险”二字。
首先，朝廷举债修运河，确实会让不明真相百姓心里犯嘀咕，觉得朝廷情况不妙，但实际上只要朝廷能确保官军将士粮草充足，确保百官俸禄足额发放，出现灾情能赈灾，那么天下就乱不起来。
些许愚民的庸人自扰，不足以干扰中枢决策。
第二，朝廷发行公债，向民间举债募集资金，开的利息是二分，为期四年，这已经算是不错的利息，即便是民间柜坊以此利息揽存都不怕揽不到储户，信誉一直很好的朝廷，难道还怕没人来买公债？
说抓到这里，李德林反问：“莫非尚书令以为，朝廷的信誉不佳，以至于百姓不会踊跃购买公债？”
这种事情李允信哪里可能说是，于是回答：“此言差矣，朝廷信誉自然是好的。”
“既如此，尚书令的忧虑，可以放一放了。”
李德林的反问，可以说是结束了这个问题，李允信当然知道朝廷(（天子）信誉好，而即便朝廷信誉不好，他也不可能当面说出来。
以上两点，郝吴伯、郑通、刘炫其实是可以说的，但他们品级不够，面对位高权重的尚书令李允信，不可能反问“莫非尚书令以为，朝廷的信誉不佳？”。
所以只能默然无语，不然锋芒太过，怕是要被人诟病。
所以三人的“败退”，实际上是为了让中书令李德林出来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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