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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上海,本质上并无什么不同。
它们包容着生命的同时,又默默地旁观这些生命上演的尴尬。悲喜离合、功成名就,一直都在这里密集出现,消亡,又出现,又消亡。
这两个地方的土壤丰富,生命力实在太旺盛,旺盛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这五彩斑斓的世界,每个人的时间都精打细算,无暇顾及“沉舟”和“病树”。
在车上,要不是温润的空气和视野尽头越来越近的东方明珠提醒我,我还以为自己尚身在北京。
小韩是上海本地人,给我讲着上海这几年的发展太快,有点刹不住,抱怨说人太多了,表示自己倒不是嫌弃外地人,主要是没有必要把上海的资源搞得这么集中。
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答着,心里正揣度主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小韩将我送到下榻的酒店后,叮嘱我先洗洗,自己在楼下等。
我简单洗漱了一番,换了套正式的西服,穿上了锃亮的皮鞋。
平时穿便装,一时感觉不习惯,像被五花大绑捆着一样难受。这是规则和礼仪,有时得去适应。
校服和西服是我最厌恶的衣着。
高中时期,于越经常因为不穿校服而被记过。
他长篇大论,告诉我,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即暴力的垄断者,所谓学校,即国家的MINI版本。校服是对自由的最大讽刺,穿着校服参与的集体活动,更是对自由的残酷摧残。校服之于“孝服”的谐音,正如为人性中最古旧败坏的“亡灵”披麻戴孝,是强制性要求生者对死者表达做作的集体主义痛苦。学校在让学生强制性交钱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学生家庭的经济掠夺。校服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学校依靠校服维护的整齐划一,在抹杀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上发挥了无形的力量,它是一种兵不血刃的道具。
我听完,一脸懵逼,只觉此人思想天马行空,他.妈的一破校服而已,居然能扯出这么多哲理出来。
高中时有一个叫雷二的同学,崇拜毛.泽.东,一年四季穿校服,且常年不洗,把校服滋润成了一件艺术品。上面土壤肥沃,可以种玉米。坐在他身边,常能闻到阵阵恶臭,估计能熏死苍蝇,导致没有人愿意跟他同桌。
与雷二相反,我极端讨厌校服。仅仅是因为校服只有规定的几个码号,要求衣着者的身体去适应校服,而不是反之。校服拿到手,不是长了就是短了,不是宽了就是窄了。被选择成为了唯一的选择,这违背了衣着的自然法规则。
西装是继校服之后排在第二我最不喜欢的服装。西装限制了自由运动的可能。
自由最先必然建立在肉体上,肉体不自由,精神能自由的人,可谓庄子所言的得“道”之人。但老庄哲学谈的是境界,而不是实体。
我乃一俗人,生活中向往形而下的自由。不喜欢穿皮鞋和西服,因为它们表征仪式与交际,是官商场合的不由自主,是公司企业的日常律令。
在杂志社,编辑记者一个二个吊儿郎当,夏天有的穿着拖鞋背心大裤衩就来了,甚至有人挂空挡。
如果有人穿西装,绝对被围观调侃成一傻.逼。约会?结婚?都不是?那你他.妈的穿这么正式搞毛啊!这便是我等的**丝自以为是的逻辑。
走出酒店房间之前,我在门口的大镜子前站立片刻,在西服的衬托下,镜中人更为挺拔成熟,我得意地微微一笑。
到楼下,小韩迎上来:“小宇哥,一表人才,才貌双全,怪不得我们主编……没事没事,我们走吧,他们已经到了。”
本想追问一番,但想想马上便要揭开主编的庐山真面目了,便不再为难小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