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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的则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称为外制。
翰林学士在草拟诏制方面分割了中书舍人之权，而翰林学士承旨，则在参谋密计方面分割宰相之权。
翰林院学士承旨，从二品。翰林学士，正三品。
李世民以这高品级，一下子明确了翰林学士们的重要地位。
中书门下的宰相们，先是被削了兵权，如今又弄出一个内相，也是处心积虑。
承乾坐在那里，看似很认真在听课，其实是在神游物外。温氏三雄颜氏三雄是当代大儒，他承认。但他就是觉得这些老儒们，讲课有些太干枯了。
听李超的课，总是很生动。每讲到一处，都会有鲜活的例子，会有大数据分析，让人一目了然，听了会很信服。
今天，承乾向温大雅提了一个问题，“就是税赋，到底是按丁征税好，还是按财富多少征税好？”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不简单。
大唐的基本国策，是均田制。朝廷向百姓均田，更多的百姓分到田地，然后朝廷在此基本上推行租庸调的基本税制。
租庸调，正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才能实行，因为这个税制的根本，就是近课丁征税，且是固定的税额。这个税额，正是在课丁均田的田亩数上均来的。
因此，如果均田到位，能一丁百亩田，那课丁每亩田摊到的税不高。可如果授不足田，那摊到的税就高，甚至如果没田，也一样得纳那笔税。
在两税法前，富人们就算田连阡陌，拥有几千几万亩地，他们纳的田赋，其实是高限度也是一丁百亩，甚至他们往往还能享受特权，不用纳赋。
李超提出两税法，则是不管丁口，而是直接以户为单位，按所拥有的田地数量来征税，百亩起征。超过的，都按亩数征收，不设上限。田越多，征的越多。
这租庸调和两税法，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征税思路，并且其实是相互矛盾的。
“黎国公，你觉得按丁征税好，还是按财产征税好？”
太子再次问道。
温大雅踱着步，觉得太子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深度，这是涉及国之根本了。
大唐的基本国策是均田制，有了均田制，才有了租庸调制，甚至府兵制也是在这个均田制上建立起来的。
朝廷在中原不断的均田授地，中原田地不足，朝廷又大举移民边疆，开荒拓地，都是围绕着这一基本国策的。
但如果算一笔账，就会发现，均田制很难长久满足。就如今，大唐都有一千万户，拥有五千余万人口。其中丁男，也有上千万。哪怕一人一百亩地，其实大唐根本没这么多地可分。
大唐的土地许多还是掌握在地主豪强们的手里，哪怕可以开发边疆，也不够发。
尤其重要的一点，天下一统，日渐承平。没有战乱，人口会迅速的增长，而不会减少，以后土地的缺口会越来越大，用不了多久，均田制度就难以为继，因为无田可授。
均田制如果继续不下去，那以均田制为根本的租庸调税制，也就成了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