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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武常说，他的烹调技术随便进哪家酒楼，立马能掌勺。话话虽有些牛皮，其烹调手艺的确不错；四碟四碗，大盆盛鱼，色、香、味俱全。三杯下肚，礼仪全消；“知青”之间最不讲清规戒律，明明有一碗菜，偏要争抢，大口咀嚼，却要横挑鼻子竖挑眼地点评。争争吵吵，“童言无忌”。
朱丽雯是“主人”，称“不善饮酒”，却很顾全气氛。金德江最年长，很殷勤地劝酒夹菜。徐武喝得最豪爽，大碗端起，四下找人挑战。林木森喝得最沉稳，来者不拒；但，每次只饮一小口。钱红英、汪美珍她们“四花旦”则是埋头苦干。杨慧丽与她们格格不入，平时来往不多，四面话也很少。
“四花旦”的雅号是林木森“封”的。
钱北大队现在的十八个“知青”分属三类。徐武、杨慧丽和钱红英、汪美珍等三男五女八个人是湖兴城的“插队知青”；享受国家“知青待遇”，是名正言顺的“正规军”。田树勋和金德江等七个“钱北知青”是“回乡知青”；当地青年就地安排，是“地方部队”。林木森、朱丽雯等三人是“投亲靠友”，两边不靠，参照“回乡知青”待遇，算“外援盟军”。八个湖兴城的“插队知青”分在六个生产队；都是一人一灶，各自为战。时间一长，自然各自结伴。
钱红英、汪美珍她们四个虽不是一个学校，都是湖兴东门外作坊街的，“知青”去边疆、进兵团由学校组织，本地区“插队”属街道负责。四个街坊邻居分在一个大队，自然走得拢些，湖兴是座啇业城，有众多的小市民家庭。“四花旦”的父辈们都从事五行八作的“小手工业”，靠手艺赚硬币，说是托起了百姓的衣食住行，在社会上却很不起眼；就连“文革”最激烈时期，也只是跟着“造反派” 屁股后面摇面标语小旗，喊二声口号而已。
按杨慧丽的说法，“钱红英、汪美珍她们象父辈一样，很市侩；精得分只苍蝇要先数清汗毛，省得一块小手指大小咸萝卜能吃一天的饭。”最令杨慧丽不屑地是，钱北的“光棍”多，对“女知青”很是呵护备至；三五成群，六七结伙地到“女知青”这来玩，成天开些庸俗的玩笑，说些低俗的故事。来了不能拒绝，还不好得罪，杨慧丽从父母哪里讨到一个办法。只要有“光棍”来玩，她就学习《**选集》，厚厚的四本书放在桌上，青年人不敢打扰这神圣的事，干坐一会，没趣走了。只是钱北并不以杨慧丽的学习而敬慕，反流传出一句话“杨慧丽学《毛选》——拒客。”’
钱红英、汪美珍她们却不同，来了欢迎，广交朋友后，四个人结伙到各家去窜门，各家一是客气，二是“讨好”，定会留下吃餐便饭。如此蹭饭行为，杨慧丽很是反感；她认为且不谈是“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行为”；至少有损“女知青”的形象，败坏了“知青”的声誉。
林木森、徐武、金德江和朱丽雯他们却不以为然。他们知道杨慧丽另有用意；十**岁的姑娘已懂事了，姑娘比小伙想得多，谁不想作“凤凰”？杨慧丽到钱北不久，就对田树勋颇有好感；偏偏田树勋喜欢钱红英（均因树勋姆妈的反对而无果），心里难免有些嫉恨。
朱丽雯说：“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先锋；农村除了窜门，还有什么娱乐？”
徐武说：“钱北大队十八个‘知青’，十二个是‘女知青’；六个‘钱北街’的是各自为战。她们四人不团结，怎样‘保卫家园’？”
金德江说得更直白：“以及单个地让‘狼群’围剿；不如结伙冲散‘狼群’。”
杨慧丽说：“钱红英、汪美珍她们在社员家又是唱，又是跳地；太不自重，至少也是招人闲话。”
林木森哈哈一笑，说：“钱红英的嗓音好，听她唱歌是种享受。‘四花旦’送文艺下乡，贫下中农欢迎，有什么不好？”
大家听了也笑了。“四花旦”的雅号不胫而走，连钱红英、汪美珍她们都欣然接受。
“知青”最忌讳的是人生、前途；最喜欢谈的偏偏又是人生、前途。 尤其刚“断奶”，他们已领不到“国家的钱、粮”，急于能获得“生存”的必须物质；这偏偏又是别人无法给予的，只好畅谈人生、前途，自寻安慰。
杨慧丽对人生、前途充满了憧憬；要用热血写青春，要以饱满的革命斗志，“战天斗地改变钱北”。林木森刚刚溶入温暖集体的激情，已被无意听到杨慧丽和徐武的对话所驱散；忧愤之下，他猛一击案，说：
“人生是什么？对某些人是随心所欲，对大多人是无可奈何。你们谁能说，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人生就是四个字，听天由命！”
众人满面惊诧。朱丽雯却拍手称好。
“好！这才是我认识的林木森。德江说你受挫心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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