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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传说李启明善用阳谋，今日我老曹领教了。”
“曹老哥谬赞了，这算什么阳谋，不过是法学中的一个基本量刑原则——犯罪成本！”
“犯罪成本——是啥？”曹锟疑问道。
“哈哈，犯罪成本包括行为成本、物质性成本、心理惩处、法律惩处、社会惩处、定罪概率等等。犯罪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犯罪人犯罪需要投入一定的资源,国家和社会控制犯罪更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犯罪成本是商品生产的产物，是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在犯罪学中的反映。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犯罪成本和定罪率提高了，犯罪率就会下降。”
“这不是秦律重典的意思吗？可是儒家不是讲量刑为宽吗？”半个秀才的吴佩孚接道。
“嗯，这是法学当中的一对矛盾关系，有人提倡量刑从宽，有人提倡量刑从严，各有各的道理。但我认为根子上还是出在犯罪成本的高低上面。
我举个更形象的例子吧，庚刚治理黑龙江时，有两种社会风气非常不好，一是不讲卫生，随地大小便，吐痰乱扔拉圾。二是不排队，什么事都一哄而上，明明大家排队十几分钟就好的事，偏偏挤成一堆，一个小时也完不了。于是我在黑龙江推出鞭刑和重罚款，不排队者，五鞭子或两块大洋。随地大小便乱扔拉圾者，五鞭子或两块大洋。
开始人们还不以为意，可真有几个人挨了鞭子，大家就算明白账了，挨了鞭子或是罚了钱，一样得排队，挨了鞭子，疼不说还丢面子，罚钱更是让大多数老百姓心痛。
与此同时黑龙江也大肆修建厕所和设置拉圾筒，不但解决了街道文明问题，提升了城市形象，也杜绝了传染病的传播。老百姓意识到好处，都自觉文明起来了！
一面是讲社会公德，一面是挨了鞭子后在去讲社会公德，谁都不喜欢后者。黑龙江统计局那帮人闲得没事干做了个统计，从实行这条法律到现在，一共处罚了不到一千大洋，打出了不到三千下鞭子。在去年大流感期间，黑龙江的传播感染率全世界最低，这是三千下鞭子和一千大洋换来的结果。
从量刑上来说，随地吐痰和扔拉圾就被打鞭子重罚款，绝对是量刑过重，可是社会效果却是出奇的好。现在黑龙江老百姓不但不反对这条法律，反而十分拥护。
黑龙江统计局还做过一个测算，如果黑龙江人均收入达到100大洋的时候，可以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啊，没了杀头的罪，那还不反了天？”曹锟楞了一下说道。
“是啊，我当时也是这样问的，不过统计局的外国法律专家确用了管子的一句话来回答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就是量刑为宽的前提。
如今社会动荡，新旧、中西思想交融，官府一面盘剥百姓到最后一粒米，一面却打着文明的旗号，不用重刑。犯罪率焉能不高！这是社会或法律在引导犯罪。
然而当国强民富的时候，老百姓通过正常劳动就能保障吃穿住用行的无忧，用聪明和勤劳可以获得社会进升的渠道，谁还有挺而走险，冒着杀头的危险去作触犯法律的事情。”
“哈哈哈，有启明这些话，哥哥这顿酒喝得开心。”
“是啊，孚以前自视才高，今天才知道是多么的坐井观天。”
李长庚听吴佩孚这么一说到打起了别的心思，直系也好皖系也好，这么走下去早晚都是条末路，自己手下正缺一名帅才。吴佩孚绝对够这个资格！只是要拉拢这人要提前做些准备。“吴将军能这么批评自己，到是位真丈夫，谁也不是生下来就知道天下事，无非是阅历和眼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书上看得在多不如亲眼去看一看。不知将军可有兴趣与我同去巴黎，真正见识一下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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