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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再一次兴盛发展起来，但悲哀的，大明并不能像前朝那样从中获益，太祖不承认商业，商业税自然无从谈起，这种会深刻影响社会的东西，如果没有借助开国时天翻地覆、任君勾画的朝气制定下来，想在后来加上，往往就千难万难了。
因为商人们早就依托各种户籍，从事经营活动，且因为国家不能对他们的正常经营提供保护，便只能托庇于地主豪强，官员贵胄，早与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朝廷想收商税，无异于虎口夺食，得先斗得过那满山的老虎才行……且因为朱元璋的愚蠢态度，让反对商税的官员，有了祖宗法度这面无敌神盾，谁也攻不破，谁也奈何不得。
朝廷不能因商业的繁荣而强大，商业的繁荣也对那些长期处于贫困、灾难的省份没什么帮助，相反的是，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去阻拦收取商税的行为，其实还有些不可告人的因素，比如说官员们大都是南方人，不想让朝廷打富人的主意之类。总之，在这个割裂的帝国中，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却在南方。
这里面第一个问题是，儒生。
我们之前说过，三代贫农，慢慢养出来一个可以脱产读书的人，如果运气好，基因好，说不定有机会中个秀才。
秀才已经是每个县最顶尖的人物了，而每次秀才考举人的乡试，录取率基本上都是个位数的百分比，5%那种。
而进士考试也许好一些，但每三年不过三百人，竞争之残酷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情况下，对于普通平民之家来说，想要靠科举改变命运，就难上加难了。
而过去一百年间，也许南方有倭寇这样的边患，各种民乱也没有停过，但北方却渐渐失衡了。
大明的科举演进历史，就是一个南方越来越强，强到最后，大半的官僚都变成了南方人。
这一点来说，出身江南的朱元璋做的地道，南北榜这个东西，算是一个救命稻草。
但他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
而当了官的人，自然也投桃报李，回报自己的金主们。
终明之世，商税始终无法占据财政收入的大头，根子就在于此了。
而朱元璋所谓的“重农”，以及举人身份不再是好像宋代那样也就是一次性的玩意儿，固然让地方上的人有一些大明体制的捍卫者，但同样的，也造成了宗族的抬头。
一旦一个穷鬼秀才考中举人，那这个人立刻就会得到无数投献，最快的自然是他所在的族里，自然都挂靠在旗下，不必完粮纳税了。
这种事情，几乎无人可以抵偿啊。
而出身农家的朱元璋，只希望给小民一条生路，却忘记了过犹不及的情况，于是，宗族裹挟民众，对抗司法，私挖矿藏，各种不法，自然多的很。
而那些地方官，见到横的，却也是没有办法，于是就将赋税的重责都压在了那些小门小户，或者老实人头上。
老实人，你那可怜兮兮活该去死的本质，连古代人都是认可的哦。
宗族抬头，是大明朝体制问题的表现，是其国家机器外不能抗外敌，内不能理秩序的表现。
此时就是这样，李向前绝对确认，这些宗族们调动起来的效率，绝对比不上官府征召他们的速度。
“鸣枪示警。”
李向前吩咐一句，立刻有人朝天开枪，一下子吓住了周围蠢蠢欲动想围过来的人群。
李向前拿过扩音器，喊道：“全都给我后退！想吃枪子吗！”
他走前两步，看着那些百姓，他们看起来都老实的很，不过却是相当的可怕，一旦被煽动开来。
“扔他！扔他！他的枪打不远的。”
虽然没有人教给他们，这些乡民却无师自通的学会了后世的巴勒斯坦人如何对抗以色列军队的手段，扔石子……
后世的时候，巴勒斯坦人因为内外各种问题，逐渐在对抗以色列人的过程中越来越弱势，原本还有枪有炮呢，但逐渐失血后，巴勒斯坦人最后只能用石子对抗以色列人的先进武器，用逃跑对付那些先进的无人机轰炸了……
不过，对于这些乡民，这却是效率最高的手段了。
李向前无奈，稍微一指挥，就把曹举人全家男丁堵在前面，石子扔中了曹举人的儿子等人，都纷纷呜呜哀嚎起来。
看到这样，自然是停手了。
阎应元慌忙拉架起来，“大伙停手，这是帝都来的大人，是要进城问案的，你们这样是要激怒帝都，反而是害了曹家一家子啊。”
阎应元也算是名人，不少人都知道他，而现在，这些外乡人果然够卑鄙，用我们曹家的人做挡箭牌。
李向前记忆起来，后世的时候，入村抓捕最难的一点，就是村民无理的维护，偏巧警察的帽子扣下，还不能对百姓动手，而人道主义的狗屁，使得许多干警一边被村民围攻，一边还得保护犯人。
“新时空就是好啊。”
现在多好，早点学会用犯人做挡箭牌，自然是无往不利的。
此时，城墙上忽然出现了声音：“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敢扣下本县的典史！”
李向前举着扩音器，喊道：“我们是帝都来的，马上开城门，我们进城是找你们县令有正事的，不开门，我就只能硬闯了！”
“你们先放了阎典史，再放了曹举人一家，这里可是我大明治下的地方，容不得你们来横插一杆子！”
李向前冷笑一下，喊道：“我先放了阎先生，让他和你们说，告诉你们，人权是******大于地球的，是大于民主的，是无限大的，我们既然有了确凿证据，那么就有权力来审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