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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国际大协作理论是否成立的学术研究社团，就在这饭桌上敲定了。谢克力为社团贡献了一个颇有些洋气的名字，叫作“蓝调咖啡学术沙龙”。至于为什么是蓝调而不是绿调、黄调，谢克力没有解释，这种名字本来就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一解释反而就显得刻意了。
丁士宽和祁瑞仓对于社团的名字没有太多的意见，他们都憋着一股劲，想要马上拿出一些扎实的成果，来战胜对方。他们向冯啸辰表示，自己还能够再拉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过来，无论是扮演红军一方，还是扮演蓝军一方，总之，大家都是会认真去做的。
冯啸辰对于有更多的人参加这个项目，是举双手赞成的。不过，他表示暂时还不能公开地给其他班的同学发劳务费，只能以蓝调咖啡沙龙的名义，偶尔请大家吃顿饭，或者给大家报销一点书报费之类的。他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不想把重装办请人搞研究的事情闹得过于沸沸扬扬，否则是很容易招来一些非议的。
事实上，即便是没有劳务费，在社科院的研究生中间成立一个学术团体也是很容易的。研究生们大多有一些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或者说是一种自负也好。关于中国经济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是时下最引人关注的问题，研究生们平常在宿舍里“卧谈”也常常是以此为话题。有人愿意出面组织一个学术社团来研究这个问题，大家当然愿意参加。再如果参加这个社团能够捞到一些打牙祭的机会，那就更好了。
几个人说干就干，从小饭馆回到研究所，丁士宽和祁瑞仓就挨个宿舍地串门游说去了。转完一圈之后，两个人又跑到楼下的值班室，抄起电话开始联系其他一些研究所里的同学。他们两个分别担任红方和蓝方的负责人，各自组织本方的队伍。研究生们有些是支持国际大协作理论的，有些则是持怀疑态度的，大家便纷纷按照自己的倾向，加入其中一方。
两天不到的时间，蓝调咖啡已经拥有了30多名核心成员，还有更多的一些同学表示愿意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让冯啸辰觉得欣慰的是，丁士宽的红方人数并不少，甚至比蓝方还多出几个。时下正是国际大协作理论最盛行的时候，研究生中间有这么多质疑这一理论的人，这是非常难得的，或者这就是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吧。
大量的资料被从阅览室里翻出来，有许多是英文甚至日文、德文、法文的文献，也有人耐心地将其翻译过来，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证据。研究生们最初是从经济角度出发，随后就扩展到了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军事学等等领域。大家的视野越开阔，就越觉得有无穷的问题值得探讨，一开始是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讨论，后来就是十个八个地扎堆在一起，吵得不亦乐乎。
谢克力的远见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他把这个学术团体叫作学术沙龙，原本只是想沾点洋气，结果，冯啸辰索性便把沙龙给做成了实体。他在每周六的晚上把苗大妈的那个小饭馆包下来，自掏腰包采购一批咖啡、糕点、面包、火腿肉之类的东西，摆在饭馆里供大家享用，真的办起一个沙龙来了。学生们在这里有吃有喝，同时交流自己在过去一周内的研究心得，互相辩论，往往要折腾到凌晨一两点钟才散。许多年后，这些早已功成名就的研究生们偶尔聊起当年北小街的咖啡沙龙，总是带着深深的留恋。
冯啸辰在经济学上的造诣远不及丁士宽、祁瑞仓这些科班出身的同学，他只是把题目提出来，但并不试图由自己去解决。他相信，同学之间的这种交流，一定能够产生出一些真知灼见，他只要站在后世的高度去审视这些观点就可以了。
在学术沙龙办得风风火火的时候，冯啸辰也没能闲着。远在青东省的二叔冯飞再次来到了京城，这一次，他是专门找冯啸辰帮忙来的。
“找我帮忙？”冯啸辰在自己住的小四合院里接待了冯飞，诧异地问道，“二叔，你们那么大的一个军工企业，有科工委给你们撑腰，还有什么事情需要让我这个学生去帮忙的？”
“啸辰啊，我这也算是病急乱投医了。现在我们厂动员所有有关系的职工都去找自己的关系，给厂子谋一条出路。我想了一下，觉得你这几年挺能折腾的，说不定有什么办法帮我们厂子解决一点困难呢。唉，说起来也真是丢人，我这个当叔叔的，没能给侄子帮什么忙，反而还要让你这个侄子费心了。”
冯飞一脸惭愧之色地对冯啸辰说道。
冯啸辰道：“二叔，瞧你说的，自家的侄子，还说什么费心不费心的。你们厂到底出了什么事情，需要所有的职工去找关系？你跟我说说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