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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义，节烈、正义，引申为刚正之气，也指为情谊或为某种信念而甘愿替别人承担风险或作自我牺牲的气度。
《礼器》有言：“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意思就是说，古时先贤治国，是以忠信为本，以义理为准，国家没有忠信不能立国，没有义理无法行事。南朝?宋?颜延之《秋胡诗》：“南金岂不重，聊自意所轻。义心多苦调，密比金玉声。”前蜀?韦庄《和薛先辈初秋寓怀》：“义心孤剑直，学海怒涛深。”明?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袁可立)也。”太平天国?洪仁玕《英杰归真》：“今本军师辅真圣主，得蒙上帝眷顾，以有当日之义心，乃有今日之义举，无非为上帝基督争体面，为上帝基督争纲常也。”皆为此意。
《论语?里仁》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重节器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朝闻道，夕死可矣”，揭示的是气节的源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归纳的是气节的拓展；“英雄生死路，却是壮游时”，抽象的是气节的升华。经过世代培育、弘扬、传承的气节和信念，是数千年来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弱而复强、衰而复兴的灵魂和脊梁。
春秋时期，齐晋两国出现过一个秉笔直书、以身殉道的史官群体，尤以齐国太史兄弟和晋太史董狐最为典型。齐国太史虽因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被权臣崔杼所杀，但太史的两个弟弟却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继续这样写。崔杼慑于太史兄弟三人为秉笔直书而前仆后继的正气，最后终于放下屠刀。晋国太史董狐也因不畏权贵，“书法不隐”，记下“赵盾弑其君”而被孔子称赞为“古之良史”。由此而后，不畏权贵、秉笔直书就为中国历代史家所效仿，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条铁则。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封建君主****的淫威下，历代史家要做到这一点，胸中没有一股浩然正气，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就盛赞“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秦末的陈胜、吴广均为饥寒交迫的“瓮牖绳枢之子”，虽常年与人佣耕，但又胸怀“鸿鹄之志”，无时不在渴望着一个有意义的“富贵”人生。即使遭到周围人的嘲笑，他也只是怅然叹息：“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而事情的发展倒恰好证明，因为陈胜胸怀“鸿鹄之志”，后来才可能在戍途中鼓动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伐无道，诛暴秦”，向以秦二世胡亥为代表的封建帝王发起第一次改朝换代的全面进攻。虽然他们在举义后不久相继牺牲，但他们表现出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的气节却永垂青史。
诸葛亮是在汉末群雄角逐的乱世走上政坛的。当时，他身在隆中“躬耕垄亩”，却心系天下风云，立志像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和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毅那样，把自己的文韬武略献给统一天下的大业。正是因为他有“兴复汉室”的坚定信念，才会为汉室后裔刘备筹画“当世之事”，和盘托出东联孙吴、西据荆益、南和夷越、北抗曹魏、待机谋取中原的《隆中对》，并在后来与刘备和衷共济，按照《隆中对》的总战略联吴抗魏，夺取荆益，建立蜀汉，“三分天下而居其一”。诸葛亮后来数次北伐虽然都无功而返，最后死在北伐中原途中，让后人无限惋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他以实际行动践履了自己在《后出师表》中立下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诺言，为后世士林塑造了一个千古忠臣的榜样，其人格魅力、其高风亮节一直为后世所景仰。
北宋的范仲淹是历代儒宦中为官清廉、敢于直谏、心忧天下的又一典型。史称，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范仲淹一生最重要的政绩当然是他协助宋仁宗进行的改革。他建议从整顿吏治入手，改革政治、经济和军事，并具体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项措施，仁宗“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宋史?范仲淹传》），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由于改革触动了权贵的既得利益，遭到守旧派的群起而攻，甚至诬陷范仲淹结党营私，危害朝政，致使范仲淹被迫离京外任，但他忧国忧民之心始终不改，至死不悔。他在《岳阳楼记》中提出的警世名言，早已成为其后有建树的从政者立身行事的座右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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