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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非常清楚，明朝的败坏，就是由于各级官吏的贪渎成风，尸位素餐造成的。
有人说，把晚明的官员不论职务高低排成长队，一个不剩的全部杀掉，也许会误伤一些清官，但如果隔一个杀一个，则肯定会漏网太多的贪官。
面对官员的集体贪腐，杀还是不杀？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但这难不倒聪明的摄政王，他想出了一个非常高明的办法。简单说，就是划定了一条时间线凡五月初二日大清军进京以前发生的事情，一概不予追究，但从五月初二日，从这一天开始，如果再怙恶不悛，仍贪污受贿，则国法不容，立即砍头示众。
反腐倡廉，历来都是阻力强劲，困难重重。
设定一个时间表，对以前的罪责，暂不追究，让人人都有弃旧图新，改邪归正的机会，当然会大大减弱反腐的阻力，如果仍不改前非，继续作恶，再重拳出击，雷厉风行，新帐旧账一起算，绝不手软。同时，保护好言官（现在叫记者，很多时候二奶，小偷也能履行言官的责任）行使职责的权利，让他们勇于揭发披露，并放手发动群众监督，让大小贪官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难有存身之地。
在一个**成风，无官不贪，积重难返的社会里，多尔衮的举措虽然无奈却无疑是明智的。我思忖半天，只想用两个字来评价务实。
多尔衮早就了解明朝的官吏。当初在关外，看到明朝上上下下追名逐利，互相欺瞒，贿赂公行，觉得又可笑又可恨。
跟李自成一样，他对明朝官吏并无好感。但感情不能代替理智，如今大清朝入主中原，这些人不出来重操旧业，国家机器就难以正常运转。他们虽然品性有差，但不可否认，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在他们手里掌握着治国的经验。
多尔衮多次公开宣称：“我大清臣子，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这是他向明朝旧臣发出的严重警告和劝诫。
刚投降清朝的大文人龚鼎孽并不了解摄政王的心思，上书为贪官辩护：“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开国之初，应该对大臣宽大为怀，如果因一点贪污受贿的小事，就将大臣绳捆索绑，投入囚牢，土头灰脸，颜面扫地，谁还愿意努力为政府工作。”
多尔衮斩钉截铁的回答他：“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只要竭尽全力认真工作，朝廷自会优待尊崇。”
“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这充分显示出多尔衮反贪治腐的决心和勇气。正是由于多尔衮这种决不妥协的态度，才造就了清朝前期比较清明的吏治，才涌现出像“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这样的模范干部。
治国安邦，人才为本。事实证明，多尔衮的用人政策是相当成功的。
比较大明，大顺，大清三朝对待人才的态度，我们能看到其领袖人物的政治水平及治国能力的高下。
明朝的崇祯帝对待人才，是猜疑。
他不相信属下的忠诚和能力，熊廷弼，袁崇焕，陈新甲等一批能臣均不得善终，结果闹得各级官员人人自危，明哲保身，逐渐变成了一群怯懦无能，毫无廉耻的废物。
崇祯帝还经常哀叹：我大明朝是有君无臣。
大顺朝李自成等人对待人才，是摧残。
他们只相信暴力和铁拳，不明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怀着满腔的阶级仇恨，视明臣贱如草芥，轻如鸿毛，把很多明朝的官员都逼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
李自成身边缺乏真正有见识的人才，他手下只有一群打打杀杀的莽汉。
而大清朝的多尔衮，则是求贤若渴。
他需要明臣，知道治国安邦离不开他们。因此大包大揽，兼容并蓄，并且引导得法，管理有术，使明朝旧臣在新政权旗帜下有了用武之地，从而扩大了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使其很快在关内站稳脚跟。
多尔衮，不仅是一代军事奇才，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