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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初六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悲惨的夜晚。
那天晚上，我在书房看了会儿书，刚刚睡下。正当夜深人静之时，忽听外面人喊马嘶，鸡飞狗跳，有人在疯狂的砸门，并高声叫喊：“快开门，快开门！城破了，城破了！”
我惊得一骨碌从床上跳起来，胡乱穿件衣服，就跑出书房，发现不远处火光冲天，哭声一片。
来到院子里，见父亲也是衣衫不整，正带着二弟往门外跑，他们怀里揣着些银两，剩下的银子就散放在桌子上，也顾不上再包起来放好。
我赶忙招呼母亲一块逃难，母亲却挥着手催促我快走。她着急地说：“快随你爸爸跑吧，不要管我！”
我妻子也急急地推我：“俺们妇道人家怎能抛头露面，满城乱跑。你快走吧，我不连累你，事急了不过是一死！”
我跑到大门口，见街上已经挤满了人。
我们父子三人随着人流往南走，刚走到鼓楼南街，忽然望见前面一伙“贼兵”，盔明甲亮，吓得大家扭头又往北跑，可没跑出多远，北边又出现一伙“贼兵”，都举着明晃晃的钢刀。
别怪俺口不择言，当时我们这里还没有“农民起义军”这一称呼，受几千年正统思想的影响，在知识分子甚至老百姓眼里，这伙人就是一些打家劫户，杀人放火的“贼兵”。
街上的行人就这样两头乱窜，活像一群游在热锅里的小鱼儿，又像一群嗡嗡叫着的无头苍蝇。在慌乱中，父亲跟二弟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我慌不择路，看到前面有户人家门虚掩着，也不管认识不认识，推门就闪了进去，躲进厢房里一间黑屋子的床底下。
刚想喘口气，门外突然想起一声吆喝“站住”！随后一个面色苍白的小伙子气喘吁吁的也跑进了这所院子，后面紧跟一个戴大沿帽，穿红盔甲的青年贼兵。看着贼兵手里亮如明镜，寒光闪闪的大刀，那个小伙子差点吓晕过去。
不料那名贼兵却语气温和地说：“你莫怕，咱不杀你。我们大王是来安抚你们的。”
我感觉这名贼兵还算讲道理，再说总藏在床底下也不是办法，如果贼兵放一把火烧毁了房屋可怎么办？想到这里，我就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大沿帽贼兵问小伙子：“这里有牲口吗？”那小伙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我从背后赶紧答道：“有！”
我这一说话倒把那个贼兵吓了一跳，他紧握钢刀猛然回过身来，却没有恼火，反而乐了，问：“在哪儿？”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宅院，更不知有没有牲口，只好胡乱答应道：“在里面呢。”
我领着贼兵来到后院，谢天谢地，果然有两头大驴拴在槽里。那名士兵让我与小伙子一人牵一头，到十字街去搬运东西。
来到一户高门大院，有一个老仆人把守着大门。贼兵随口问：“有牲口吗？”
老头低着头回答说：“没有。”
贼兵不信任的瞥了老头一眼，突然凶相毕露，举起刀来，噗地一声向老人砍去。由于变生仓促，鲜血喷了小伙子一身。我们两个人都吓得面如土色。
那名贼兵倒没事人似的，几步迈进大门，进入内室去收拾衣物。他并不稀罕金银首饰，把这些都扔到一边，只挑出些衣服绸缎放在驴背上驮走了。
原来在这些流贼心目中，第一贵重的是牲口，其次是粮食，再次是衣服布匹，最后才是金银玉器。
将衣服绸缎驮到庐州城的西门外放置好，贼兵又命令我们二人随他进城抬酒。我不放心家里的亲人，就领着贼兵来到自己家中。
厢房的仓库里原本有一屋子好酒，现在却只剩下四大坛子了。
我偷偷往厅堂里一瞅，只见白发苍苍的老祖母扶着内室的门框，正眼中含泪默默地望着我。我心里难受，但不敢走过去说一句话。
这时，我并不知道，我的慈爱的母亲已经跳进池塘里尽节了。我的妻子也跳下了池塘，但幸运的是浮在水面没有沉下去，头脸都被浓密的荷叶遮挡住了。
最可怜的是我的弟媳妇，跳塘迟了一步，只下半身滑进了水塘，上半身还留在岸上，被凶狠的贼兵一把扯住，就要带走。弟媳妇拼死挣扎不从，把这名贼兵惹恼了，随手一刀砍向她的脖子，然后扬长而去。万幸的是没有砍断喉咙，弟媳妇苟延残喘到第二年六月，才痛苦的在南京死去。
当然这些都是我以后才得到的消息。现在戴大沿帽，穿红盔甲的这名贼兵命令我抬酒，我回答“抬不动”。他厉声说道：“你不抬，难道让我抬不成？”
我无法，只好咬着牙抱起一坛酒慢慢挪出大门，汗水很快湿透了衣背。
正在筋疲力竭的时候，忽然街面上走过一个人来，大声喊：“等我抬。他书呆子抬甚么？”
我抬头一看，是个中年汉子，脸膛黑红，身形高大，有些眼熟，但不知叫什么。
我心里一阵轻松，大沿帽士兵也高兴，于是叫过一起来的小伙子和这个中年大汉把酒送到西门外流贼的军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