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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爱不如人怕。
从崇祯二年起兵造反，整整十六年了，张献忠从没像今天这样兵多粮足，占有这么大地盘。但如何治理“大西国”，他很想听听群臣的意见。
左丞相汪兆麟的建议是：开科取士，网罗人才，假行仁义，以博民心。
对于第一条建议，张献忠点头认同，对第二条建议，他却直晃脑袋。张献忠的观点是：三分人情不如一分怕情，让人怕比让人爱更好。
在“老万岁”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引下，大西国开始加强恐怖统治，首先制定了以下几项重要措施。
第一，严户籍。“城中不论男女老幼，一律入籍，不能遗漏一名”。一人犯罪，左邻右舍十家遭殃。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保甲法”。
第二，严门禁。西京成都四座城门，各派一千名门军，由两名都督统领，盘查行人。凡城内要出城的，必须到兵马司递交申请，申请里要写清家在何处，有无家口，保长是谁，左右邻居姓名，前往何地，何时回城，一项不全，不予审批。如果至期不回，先拘左邻右舍及保长斩杀，再抓出城之人的父母兄弟妻儿，不管老幼，一律砍头。
城外有想进城的，经兵马司盘问明白，发给“准入证”（护照），办完事后出城，再查验“准入证”，确系无误后方能放行。如果不慎丢失了“准入证”，那就倒霉了，二话不说，认作奸细，立即斩首。
如果是当日即能往返的，“准入证”就免了，只在脸颊上盖一个图章，到傍晚出城时查验，倘若图章被汗水沾染或不小心磨擦，看不清楚了，也要砍头。
不仅如此，“老万岁”张献忠还大搞特务政治。明朝皇帝利用锦衣卫，东厂，西厂刺探官民**，张献忠则直接使用“孩儿兵”。
每天夜里，几千名孩儿兵在夜幕掩护下游走在大街小巷，甚至飞檐走壁，藏身房梁上，躲在屋檐下，窃听人们的言谈。如有发现对新朝不满的言论，立即用白灰在大门上做记号，天一亮就有人来砸门绑人。
结果闹得父子夫妻亲骨肉，也不敢随便闲谈，不知道哪句话会犯了忌讳。即便是至亲好友，在路途相遇也不敢打招呼，远远互相望一眼就赶紧低头离去。
每天天一黑，人们就闭门卧床，不敢点灯私语，即使小夫妻想亲热一会儿，也须屏息静气，不敢弄出稍大的声响。
遇上婚丧嫁娶，更不敢鼓乐用酒，同席而坐，都闷声不言，吃点饭抹嘴就走。
一天夜里，一个男子在被窝里絮絮叨叨跟老婆讲些邻里家的琐事，他老婆劝他说：“夜深了，还说这些张家长李家短的事干什么？”不料第二天清晨，夫妻二人就被抓进官府里。
张献忠听了夫妻二人的申述，不禁掀髯大笑：“张家长，李家短，这是说咱老张家长，他李自成家短啊，真是个良民！”
于是不仅释放了这对夫妻，还赏赐给十两银子。
为了增强震慑力，老万岁张献忠日理万机之余，还亲自动手发明了一种颇具创意的刑罚，叫做“小剥皮”。具体操作办法是：从脖梗到尾骨用利刃划一条线，将罪人后背的皮肤剥开，揭到两肩上，活像张开两翼的大鸟，然后赶到郊外，不许家人给予饭食，任其躲入古墓荒坟里苟延残喘，慢慢痛饿而死。
真残忍得有些变态！
不过，张献忠同志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却还是因为受到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老师的启发。
初进蜀王府，张献忠发现门楼上供奉一尊人像，穿着尊贵的朝服，头和手脚都是干瘪的肉身，但身子却是让黄金撑起的人皮。
张献忠挺好奇，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人是明朝初年战功赫赫的凉国公蓝玉（开平王常遇春的小舅子），当年犯了罪被明太祖朱元璋剥了人皮，全国巡回展示。从云南展示回来路经四川，当时的蜀王是蓝玉的女婿，恳请皇上将蓝玉的人皮留下，安置在蜀王府门楼内供祀起来。
朱元璋的残忍终于报复到了自己的子孙身上。张献忠听得津津有味，手心直痒痒。他下令：“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剥皮”。
从此，剥皮之刑在大西国繁荣兴盛起来。凡是犯罪的臣民，首选的刑罚就是剥皮。剥下的人皮，填满石灰和稻草，用木杆挑起来，植立在皇宫门前两侧。
于是大西国的首府成都城内出现了一道奇异的景观：在张献忠的宫殿门前，夹道悬挂了上千具人皮，远远望去，活像两排出殡时送葬的纸人。
很多人都嗅出了不吉利的晦气，就小心的出面劝谏，张献忠倒也从善如流，虚心接受了合理的建议，这才推陈出新发明了“小剥皮法”。
同时，张献忠还对在中国施行了千年之久的凌迟刑罚的执行办法进行了明确的规范，规定对凌迟的犯人必须耐心的割到五百刀以上，每次割下的肉不能超过鹅眼珠那么大，如果不小心还没有割到五百刀犯人就断气了，行刑者也要为自己的渎职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被其他行刑者凌迟处死。
张献忠相信，有这样严酷的刑罚，任何人就都不敢再生反抗之心。镇压反抗的不二法门，就是让人们害怕得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