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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完善了法制方面的建设，张献忠还想搞一下科举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变八股文为策论（议论文）。他认为明朝公文中那些枯燥空洞，套话连篇的假大空文字都是由于官员们从小习练八股文造成的。
张献忠推崇浅显通俗，明白如话的文风，要求人们有什么就说什么。
他任命的夹江县令王某，派人送来些新鲜荔枝。为了保鲜，王县令把荔枝剖开都用盐浸渍了。这些加了盐的荔枝，想来味道不会太美妙。张献忠食后大怒，令亲信王珂前往夹江处死王县令。
汪兆麟等人劝说张献忠：“王县令其实也是好心，只是愚昧无知不知如何给荔枝保鲜，罪过不至于处死。”张献忠想想也有道理，就派人追赶王珂送上一道圣旨。圣旨全文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王珂，你回来，饶了夹江那个龟知县吧。钦此！”
右丞相严锡命建议诏书应该修饰得文雅些，他斥责严丞相哪来这么多酸文假醋，形式主义，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一个字也不许改！
张献忠这个人，其实并不像庐州的余瑞紫先生所说是个文盲，他上过私塾，只是文化不高，粗通文字。
有一年攻克了河南宝丰县，在城东龙王庙捉住一批秀才，张献忠一一询问秀才的姓名，安慰他们不要害怕，还拍着一个秀才的肩头，操着土音说：“咱们是斯文一气，只是老子学而未成。”
据说张献忠曾写过几首歪诗，除了那首广为流传的“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的打油诗外（见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篇），还有两首，颇能代表他的文学程度。
其一是：“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松。”
其二是：“山前山后皆出松，地平平地柳成阴，桃李笑柳柳笑松，千秋万古还是松！”
虽然诗写得不怎么样，但张献忠却自得其乐。有一天早上醒来，他说梦到天神了，神仙告诉他两句话：“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予天。神鬼明明，自思自量。”
他感到这四句话真是至理名言，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令工匠把它刻在石头上，命名为“圣谕碑”。他还要求身边的两个外国传教士将此翻译成西文，寄往欧洲各国，让西方的文人学士们先睹为快，以彰显其聪睿智慧。
从大西皇帝张献忠身上，我似乎明白了萨达姆，卡扎菲等人，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为什么还那样热衷于舞文弄墨，著书立说。
据说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在倒台前，已经写出五部长篇小说《卡比拉和国王》，《不可攻陷的城堡》，《男人与城市》，《从这里消失，诅咒者》，《伟大的觉醒》，而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在中国还出版过一部厚厚的《卡扎菲小说选》呢。
张献忠的圣谕碑在后世赫赫有名，因为有人在圣谕碑上，添加了七个“杀”字，这就是民间或野史中盛传的“七杀碑”，至今读来，仍感寒光闪闪，杀气腾腾。碑文如下：
“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为了给天下读书人树立个样板，张献忠亲自动手作了一篇万言策（大概是口述），历评古今帝王，认为一生崇尚武力的西楚霸王项羽应排名第一。
这个评点充分暴露了张献忠的人生信仰惟有暴力，能够征服一切。他下令将这篇论文颁布全国，让四川的莘莘学子们都认认真真揣摩学习。
崇祯十七年冬天（1644），也就是大西国大顺元年的这次科举考试，参加考试的读书人空前踊跃，因为不按时参加考试，本人就要被处死，妻儿为奴，邻居连坐。
虽说大西国统辖的地盘还不到一个省，但张献忠组织的考试却分为院试（考秀才），乡试（考举人），会试（考进士）三级，选拔出秀才若干，举人八十名，进士五十名。
因考区局限，会试的状元，榜眼，探花（三甲）竟然同出在一个州，许多文笔不通，漏洞百出的试卷也居然得了高分。
对于录取的进士，由吏部授予官职，其他考生（包括落榜的）也不允许回家，连同家眷都搬来成都居住，否则，格杀勿论。
对于读书人，张献忠既想争取，利用，又格外控制，防范，他认为读书人是社会上最危险的动乱因子，他们最容易在民间造谣生事。
望着诚惶诚恐前来谢恩的进士，举人，张献忠感觉并没有得到多少具备真才实学的饱学之士，于是，第二天春天，他决定重启考试程序，举办大西国第二次科举考试。
这一次大喜过望，张献忠竟收获了一位相貌堂堂，文武兼备，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青年才俊，可很快，张献忠就做出一件匪夷所思的荒唐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