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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在四川大开杀戒，是明末清初一桩著名的血案。虽然解放后也有人说这是正义的革命行为，但大多数历史学家并不苟同。
对于张献忠屠蜀，三百六十多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张献忠为什么屠蜀？他在四川到底杀了多少人？
张献忠为什么杀人
对于这个问题，我翻阅大量史料，发现至少有五种答案：
第一，性情说。
很多史书上说，张献忠残忍好杀，喜怒无常，“嗜杀出于天性”，“恒醉柔而醒暴，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悒悒不乐。”
外国传教士写的《圣教入川记》更是说他“有神经病，残害生灵”。
其实单纯从个人品格与性情上分析，是很难从深层次真正弄清张献忠的杀人动机的。这就如同问，张献忠为什么杀人？答：因为他喜欢杀人。这是很难以理服人的。
第二，报复说。
据彭遵泗《蜀碧》记载：张献忠少年时，随父亲到内江（属成都府）贩枣，将驴子拴在一户乡绅的牌坊前，驴子的粪便玷污了牌坊前的石柱。乡绅的仆人看见了，冲过来就是一阵怒骂，并拿起鞭子毒打张献忠的父亲，命令他用手把粪便捧到别处去。张献忠站在一旁，敢怒不敢言。临走时他发下毒誓：
“我一旦得志再来四川，一定要杀尽你们这些恶人，方能消除我心头之恨！”
还有种离奇的说法是：张献忠带兵入蜀时，在四川与湖广交界处扎营。第二天，他在两省交界的地方大便，先在四川境内扯过一把野草擦腚，正好抓着活麻，手和臀部都被刺得生疼。他又伸手到湖北境内扯草，可草并不扎人。张献忠就问本地人，为什么四川的草刺人，回答说这草叫活麻，又名蝎子草。张献忠不禁火冒三丈，怒气冲冲的说：“四川人恶毒，连草都这么可恶，我就从这里杀起！”
其实，以上这些故事都经不住推敲，它是把严肃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倒是清朝初年计六奇的《明季南略》等史籍的记述也许更能接近历史的事实和真相。
《明季南略》中说：张献忠的恐怖统治激起四川人民的激烈反抗，“远近州县无不起义兵杀贼，献忠乃大肆屠戮，稍有犯者即全邑尽屠”。
彭遵泗在《蜀碧》的序言中也说：“献逆称帝，蜀人不与，诛斩所置守令，蓄然号怒，积而成凶。”
确实，从大西国大顺二年（1645）开始，形势的发展对张献忠越来越不利，四川各地军民的反抗此起彼伏，“执伪官投之水火，或生磔于庭”，“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数县官者”，这才招致了张献忠的疯狂报复：“献忠忿恨，命将分剿”。
第三，能力说。
很多人都奇怪，张献忠千辛万苦占据了四川，建国称帝，就应该东边扼守瞿塘峡，北边严守剑阁道，收买人心，休养士卒，处心积虑成就一番霸业，可他却举起屠刀，大肆杀害儒士，百姓，部属和士兵，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其实这是个素质能力问题。
张献忠根本不懂得“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建国两年来，毫无安邦定国，恢复生产的举措，只是一味的高压和恫吓，官绅人人自危，百姓惴惴不服，因此“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塞者，不可胜数”。
各地官民的反抗，反过来又加深了张献忠的恼怒和仇恨，下一轮镇压就来得更加残酷暴虐，而变本加厉的屠杀，必然刺激四川官民更激烈的反抗，张献忠就这样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中而不能自拔。
《蜀难纪实》的作者杨鸿基说，张献忠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认定蜀人刁蛮，难以感化，“惟欲以杀戮为威，而剿洗之兵四出矣”。
张献忠企图通过屠杀来使四川安定，以暴制暴，其实是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这种只知道用杀戮和剿洗示威，去平息人民反抗的办法，恰恰暴露出张献忠的“无帝王之器，无绥靖之能”。
“无帝王之器，无绥靖之能”，杨鸿基先生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确乎抓住了大顺皇帝张献忠的根本弱点。
张献忠，不是一个具备雄才大略的人物，他缺乏处理错综复杂局势的能力。他的素质和能力，决定了他只是一个旧世界的破坏者，而不是一个新世界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