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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没落说。
过分的杀戮，使张献忠日益孤立，曾英，杨展等明将步步紧逼，大西政权在四川的控制区域日渐缩小，到最后“其威令所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而已”。
张献忠不禁沮丧和茫然。他听说在沅州（属湖南）和铜仁（属贵州）交界处，有人挖出了一块古碑，上面刻着两行字：“东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尽头，李也败，张也败，败出一个好世界”，心中陡然升起一种凄凉无奈的不祥之兆。
他或许感觉大势已去，潜意识中产生了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成分：既然我不能占有这块土地，那就干脆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杀光，把这块土地上的房屋烧光，把这块土地上的财富抢光，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吧。
因为我不能得到的，谁也休想得到！
对张献忠的这种心理，鲁迅先生在《晨凉漫笔》中分析得很深刻：“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
据说，张献忠有一天喝着闷酒，沉默良久，对张可望，汪兆麟等几个心腹说：
“皇帝真是难做，咱老子断做不来！现在老子手里有数百万两金银，数千担绒货，百十头好驴马。将手下这些人都杀掉，我等心腹十几人，隐姓埋名，到江南一带做个绒货商人，享受富贵，图个下半世快活，有何不可？”
有人劝他：“既然如此，那就把兵将解散，何必定要杀光呢？”
张献忠说：“我脸上有刀疤，军中谁不认识我，他日撞见，定然泄露。必须把兵士全部杀尽，方能保证万无一失。”
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今天已无从稽考。因为毕竟揣测臆想的成分居多，理性分析的因素偏少。
但张献忠在最后岁月，心灰意冷，回天无力，充满绝望，则是显而易见的。
第五，人粮说。
有人告诉我：考察张献忠杀人，不能仅仅着眼于政治和军事，而忽略经济因素。如果说杀害士绅，在于防范“倡乱”（带头反叛），犯下了肃杀扩大化的错误，那么，屠戮百姓和士卒，却不是张献忠一时心血来潮的简单的滥杀无辜。
张献忠据蜀期间，不仅没有颁布任何保护生产，发展经济的法令和政策，反而放纵士兵扰民，农民不安于耕作，“民尽为兵，废耕绝食”，“田土尽荆莽”，“一望荒芜”。大饥荒因此于大顺三年（1646）首先在大西军占领区爆发。
成都附近，大西军屯兵近百万（包括家属），兵多粮少，草木俱尽，为了填饱肚子，大西军什么都吃。张献忠“令取牛犬尽磔之，毋为后人遗种”，甚至满城熏捉老鼠充饥，牛，狗，鼠，雀都吃光了，最后只得派兵四出，袭杀黎民，以人肉为粮。
吃人，在明末并不是什么蹊跷事。据《明史》记载：天启三年，贵阳“草木败革俱尽，以人为食，至亲互噉（dan）。部卒屠人售肉，四斤易银一两”，“崇祯九年，山西大饥，人相食”，“时岁饥，贼以人为食”。可见，吃人在明末早已有之。
既然不能保护和发展生产，官府和大户的积蓄又吃完了，为了生存，大西军只得杀人为粮。先是剥皮凌迟，零星的杀，后是分兵四出，“除城尽剿”，大批量的杀。从大顺三年（1646）正月一直杀到五月，成都城外，“军营所在，积掌如山”。因为人掌最无肉，所以用它来记功。
战争，让女人走开。张献忠对女人的杀戮尤为严酷，遗弃的女人小脚堆积如山，臭气熏天。据说还有人向张献忠建议，女人某个部位肉最鲜嫩味美。前面提到的那个因吃人肉而眼珠发黄的士兵，就认为女人的三寸金莲，吃起来好像猪蹄筋。
因为饥饿，大西军士兵开始逃亡。大西国其实已养不起这么多军兵，从六月份开始，张献忠暗暗传令杀戮士卒。自食其兵，当然是按照先疏后亲的顺序。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屠杀士兵，所以才耍了那么多鬼把戏。
孙子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饥饿，使大西军这支曾经所向披靡的军队，变得疲软无力，丧尽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