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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了《七年合算疏》的崇祯帝正踌躇满志，除旧布新，甩开膀子想干一番事业，根本没有认清阮大铖的真面目，传旨起用阮大铖担任光禄寺卿（从三品）。
但很快有人揭发：阮大铖曾依附阉党，助纣为虐。同时，东林党斗士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因父兄都死于阉党之手，以弱冠之年，两次刺血上书，痛诉父兄惨死乃是阮大铖设谋陷害所致。
自作聪明爱逞能的阮大铖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又一次被罢黜官职，驱逐出朝堂。
崇祯二年（1629），崇祯下令焚毁阉党的经典害人大作《三朝要典》，为左光斗，杨涟，魏大中等东林英雄平反昭雪，并颁布《钦定逆案》名单，对二百多名阉党分子论罪严惩。
阮大铖以“阴行赞导”（暗中出坏主意）的罪名，列入《钦定逆案》第五等，判刑三年，“纳赎为民，永不叙用”。
阮大铖三起三落，合计在朝堂任职的时间断断续续不超过两年，可在接下来的整个崇祯时代，他却被整整废弃了十七年，闲居在家，郁郁不得志，一直夹着尾巴做人。
用史书上的话说，叫做：“十七年不得吐气矣”。
才华
回到故里的阮大铖心情懊恼到了极点。
他检讨自己的前半生，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对于背叛东林，投靠阉党的行为，他有时也深感愧悔。夜深人静，独自仰望着深不可测的天空，他曾喃喃自语：
“想俺阮大铖也是读书破万卷之人，什么忠贤奸佞不能辨别？怎的主意一错，竟做了阉党？真是愧悔交加！”
话虽如此说，但他对自己要求进步，削尖脑袋谋求升官的做法，并不认为是什么大不了的过错。
阮大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哪里耐得住寂寞，既然升官无望，那就把全副精力转移到了自己擅长的文学和艺术事业上来吧。
阮大铖首先是一位诗人。
在罢官闲居的十几年里，他笔耕不辍，共创作出两千余首诗歌。但在这高产创作的背后，却并非粗制滥造，而是具备了较高的水准。
马士英为阮大铖的诗文集作序时，称赞他是明代开国以来第一诗人。也许好朋友之间互相吹捧，不能算数，但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却言之凿凿：“榷论明代诗人，如大铖者鲜矣。”现代教育家胡先骕先生更是称他是“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
阮大铖将自己写的诗收集起来，取名《咏怀堂诗集》，曾经与他交往唱和的诗友，不少是当世有声望的名士，如复社巨子张溥，大才子张岱，东林元老钱谦益，书画家杨文骢，马士英……甚至还有忠肝义胆的大英雄史可法
也许在阮大铖光彩照人的卓越才华笼罩下，人们对他的阉党身份也看得淡了。
写诗固然能够附庸风雅，但阮才子最用心的还是戏曲创作。
崇祯八年（1635），农民军逼近南直隶省安庆等地，为躲避战乱，家财万贯的阮大铖移居南京，在城南库司坊一带建造了一座豪华气派的住宅石巢园。
经过阮大铖的设计，石巢园简直就是一座华美的园林，四季风景，奇花异石，无不俱备。他宴请宾朋的时候，春天在“桃花坞”，夏季在“白石筑”，秋天在“枫叶亭”，冬季在“梅屋”，没有人不佩服他设计的精巧及外观的富丽堂皇。
在这座美不胜收的石巢园里，阮才子“每夕与客狎饮，客倦罢去，阮挑灯作传奇，达旦不寐以为常。”短短几年时间，阮大铖竟写出了《燕子笺》，《春灯谜》，《双金榜》，《牟尼合》，《忠孝环》，《桃花笑》，《井中盟》，《狮子赚》，《赐恩环》，《老门生》，《翠鹏图》等十一部剧作。
阮大铖才思敏捷，不仅写得多，而且出手快，《牟尼合》三十六折（场），他只写了十六天，《春灯谜》三十九折，写了一个月，《双金榜》四十六折，二十天就完工了。
当然，阮大铖这些戏剧都没有脱离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但行文雍容典雅，情节曲折婉转，其故事之曲折，内容之离奇，构思之奇巧，遣词之灵妙，声律之娴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同时代的大才子张岱，是当时的戏曲鉴赏专家，虽然对阮大铖其人颇有微词，但对他的戏曲，却盛赞不已，认为“簇簇能新，不落窠臼”，并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他一口气连用了五个“出色”，可谓推崇备至，喜爱之极。
清朝人写的《曲栏闲话》上也说：“圆海词笔，灵妙无匹。”《花朝生笔记》评价阮圆海“所作诸曲，直可追步元人……至于《燕子笺》则美不胜收矣。”近代藏书家刘世珩指出：“明末阮圆海所撰《燕子笺》，《春灯谜》二种，曲文隽妙，尚存元人余韵，脍炙艺林，传播最广。”
为了说明阮大铖的戏曲成就，古今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都拿他跟一个人相比，那个人就是享有“中国的莎士比亚”美誉的大戏剧家，千古名剧《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
阮大铖与汤显祖相比，戏剧成就究竟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