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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阮大铖的戏曲成就，古今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都拿他跟一个人相比，那个人就是享有“中国的莎士比亚”美誉的大戏剧家，千古名剧《牡丹亭》的创作者汤显祖。
早年刻印的《燕子笺》，前面都有一篇佚名的序言，说阮大铖的创作“虽不能上抗临川，又何至下同湖上。”这里的“临川”就是指江西临川人汤显祖，“湖上”则指清初戏剧家李渔。
近代戏曲大师吴梅也认为，阮大铖“固深得玉茗之神也”。“玉茗”即汤显祖的书斋“玉茗堂”。
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阮大铖的戏剧艺术成就其实已超越汤显祖。明末书画家，东林党人文震亨当然不是阮大铖的朋友，但却盛赞阮大铖“实得词家正宗嫡传”，不像有的作家，谈情说梦，传鬼传神，虽然词曲文采斐然，放在案头枕边翻阅也觉不错，但因不熟稔声律，一旦搬上舞台就不行了，演员唱起来非常拗口别扭。
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出汤显祖的名字，但“谈情说梦，传鬼传神”八个字，分明指的就是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即他的四部剧作《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和《紫荆记》。
对于这一点，阮大铖本人也颇为自负，他在《春灯谜自序》中将自己的曲作与汤显祖予以比较说：“余词不敢较玉茗，而差胜之二：玉茗不能度曲，予颇能之。虽按拍不甚匀合，然凡棘喉带齿之音，早于填时推敲小当，故易歌演也。”
他认为自己“差胜”汤显祖的地方有两处，其一便是汤显祖只会填词，不会谱曲，而自己则精通音律，“自唱自板“，凡有诘屈聱牙之处，都推敲妥当顺畅，便于演出歌唱。
在明末，阮大铖是将剧作的文学性与舞台性结合的最好的一个人。
明末，正是昆曲风靡的年代，它以一折又一折的形式铺叙故事，颇像今天一集又一集的电视剧，是当时的流行艺术和大众文化，拥有广泛的观众群。
阮大铖不仅能写，而且能导，能演，能唱，集编剧，作曲，导演，演员于一身，是一位昆曲全才。因此他创作的戏剧，讲究声律，注重舞台实践，便于搬演，最受梨园子弟喜爱，被当年的戏班子争相上演，“南中歌茵舞席，卜夜达曙，非是不欢”。脍炙人口的《燕子笺》一剧，民间排演更是岁无虚日，名噪一时。
特别是，阮大铖在家中还亲自蓄养了一个完整的戏班子，吹拉弹唱念，生旦净末丑，样样俱全，具有第一流的演出水准。时人评价说：“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歌者为冠。”意思是：全国最好的戏班子在南京，而南京，阮大铖家的戏班子排第一。
阮家戏班有个特点，那就是，不演别的剧目，只演阮大铖的作品。阮大铖精心调教这些“戏子”，“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使他们）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
凭借着卓越的艺术创作和阮家戏班辉煌的演出成就，阮大铖收获了“江南第一才子”的美誉，在南京可谓出尽了风头。
昆曲的剧本叫做“传奇”。
阮大铖的十一部传奇，流传至今的仅有四部，即《燕子笺》，《春灯谜》，《双金榜》和《牟尼合》，合称《石巢传奇四种》。
作为明代一流的诗人和杰出的戏曲家，他大量的诗文和剧作后来都散失湮没了，在文学史上也默默无闻。造成这一凄凉的结局，不是因为艺术，而是因为人品，这一现象值得每一个文学爱好者深思。
阮大铖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据说，他的剧作，几乎都寄托着一定的寓意。
颇负盛名的剧作《燕子笺》，演述的是唐代书生霍都梁与曲江妓女华行云，官宦小姐郦飞云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中间以燕子衔笺，观音像与春容画被人错换两个细节，促成了三人的结合。
当时就有人指出：剧中遭坏人诬陷出走的青年才俊霍都梁，其实就是阮大铖自寓，而用青楼妓女华行云比拟阉党，朱门小姐郦飞云比拟东林，“意谓朱门与青楼一样”，自己并没有偏向其中任何一党。
在剧中，霍秀才有句台词：“丹青是我画，诗笺是小姐题，供说燕子衔来，就浑身是口，谁人肯信？”这里的“燕子”其实就是指代好友杨维垣，是杨维垣错误地替他上呈了《七年合算疏》，才导致了后来十多年的获罪贬官。
阮胡子还有一部传奇，全称叫《十错认春灯谜记》，剧中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竟无一不错认，真是背运到家了。阮大铖其实想表白，自己与东林党人的恩恩怨怨，自始至终都是一场误会。
另外，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阮大铖剧中的男主人公，几乎都是含冤负屈的书生。想想阮大铖自己大半生的经历，一切不就都一目了然了吗？
因此明末大才子张岱说，“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
而近代戏曲大师吴梅先生却认为，阮大铖诸剧，“唯《双金榜》一种，略见寄托之迹，顾亦非诋毁东林也……总不外自表无罪，乞怜清流之意”。
两种不同的观点孰是孰非，似难下结论，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今天重读这些剧作，其实已很难觉察到前人所说的那些寓意。
至于张岱所言“居心勿静”，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不安分，有野心，倒真正点出了阮大铖的病根他确实不愿安于现状，他一天也没有忘却重返仕林（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