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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儒，字玉绳，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生，南直隶宜兴县（今江苏宜兴市）人，跟复社四公子之一陈贞慧是同乡。
他少年得志，二十岁那年连中会元，状元，入翰林院为修撰。崇祯帝非常器重他，崇祯二年（1629）破格提拔担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次年九月成为首辅。
可好景不长，周延儒有一个臭味相投的好哥们温体仁，特别擅长揣摩皇上的心意，他觊觎周延儒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表面上与周延儒亲密，背后却千方百计排挤诬陷他，使周延儒逐渐失去了领导的信任。
崇祯六年，（1633）狡诈阴险的温体仁终于当上了首辅，周延儒则灰溜溜地回到家乡宜兴。
丢官家居的周延儒十分懊恼。他有一位“髫年暱友”，也就是“发小”阮大铖，两人光屁股时就在一块玩耍，非常要好。在周延儒这段流年不利的日子里，同样倒霉的阮大铖经常过来看望他，安慰他，鼓励他，陪他消磨时光，让周延儒很受感动。周延儒动情地说：“阮君，倘我还有出头之日，一定第一个提携您！”（若复相，首荐君。）
果然，八年以后，四十八岁的周延儒又一次被征召入朝，担任吏部尚书，首辅大学士。他这次起用，是靠了复社领袖张溥的幕后策动。
对张溥这个人，我们并不陌生，他是复社的创始人，名高望重的文学大家，在高中课本上，我们还学过他一篇有名的散文《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市民与阉党的顽强斗争。
但张溥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你可能不知道，那就是，他是宜兴人周延儒的门生，当年张溥参加会试时，周延儒是他的主考官。
当然，张溥帮助周延儒东山再起，并非因为特别敬仰这位老师，而是因为当时的朝廷之上，权臣温体仁一手遮天，东林，复社的正人君子几乎被排斥殆尽。张溥希望通过周延儒出山，改变清流人士的被动局面，扭转**的朝政，实现东林，复社的政治主张。
张溥对周延儒说：“先生，如果您再做宰相，只要改变以前的做法，定能重新获得好的名声。”他交给周延儒一张名单，要他优先按照上面开列的人员提拔任用。周延儒欣然答应。
于是张溥利用自己复社领袖的影响力，筹集白银二十万两作为活动经费，派人贿赂崇祯帝身边的内侍和最受宠的田贵妃，他们都答应帮周延儒说好话，造舆论。
这时温体仁已经失宠，其继任者又昏庸无能，崇祯帝又开始怀念起周延儒来，崇祯十四年（1641），他下令起用周延儒。
上台后的周首辅果然不负众望，很快革除了温体仁及其死党留下的诸多弊政，任用了李邦华，郑三俊，刘宗周，黄道周，徐石麒等一批正直清廉的官员。可以说，张溥开列的名单，如今都得到了落实。
可惜，周首辅虽然引用了许多东林，复社的正人君子，但他本人的品行和才能却并不高明，揽权纳贿，结党营私，特别是还聘用了一位生意人，名叫董廷献，在北京前门外开了一幢珠宝店，专门替周延儒受贿，洗钱。
更令人痛心的是，周延儒刚刚当政，他的得意门生张溥正该大显身手，有所作为的时候，却突然糊里糊涂得病死了，年仅四十岁。
另一位复社主将陈子龙惊闻噩耗，放声大哭，他一连写了二十四首《哭张天如先生》，其中一首说：
“江城日日坐相思，尺素俄传绝命辞。
读罢惊魂如梦里，千行清泪不成悲。”
得到“髫年暱友”周延儒重新拜相的消息，隐居牛首山的阮大铖甭提多高兴了，他想起与周延儒当初的约定，认为自己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赶紧用马车装载着金银向周延儒表示祝贺。
阮大铖快马加鞭疾行，赶到半路上等候，终于在扬州与周延儒见了一面，他流着眼泪请求周延儒为他做主，洗雪掉身上的恶名，并安排个职位。
没想到周延儒却一口回绝了，他告诉阮大铖：“我此次进京，是受了东林，复社人士的一力保举，你的名字在阉党逆案中，我恐怕办不到。“
阮大铖听了，一下了泄了气，他瞅着周延儒，沉吟了好久，才说：“如果我不行，你看瑶草可以吗？“
瑶草，就是马士英的表字。
周延儒想了想，点点头答应了。
崇祯十五年（1642），凤阳总督高斗光被张献忠的农民军打败，连失五城，被逮捕治罪。周延儒借此极力称扬马士英的才能，于是马士英被破格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使，总督凤阳。
可时来运转，平步青云的马士英却糊里糊涂，如在梦中，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