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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有些惭愧，当年马士英同学跟阮大铖一起进京通过了会试，成为“贡生”，但在随后皇帝亲自主持的的殿试中却不知什么原因被刷了下来。
功亏一篑，沮丧的马士英很无奈，只好回家复读三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继续参加高考，终于通过殿试，高中进士。
接下来，他在仕途上出奇地顺利，先是出任南京户部主事，郎中，不久，历任严州，河南，大同三地知府，崇祯五年（1632），升为右佥都御使，巡抚宣府（长城九边重镇之一，镇所在今河北宣化县），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
谁知好景不长，马士英到任刚一个月，就被监军太监王坤举报，私自挪用公款六千两，赠送朝中的权贵。马士英因此获罪，被免职流放，后来辗转来到南京。
本来给上级领导送大礼，是晚明官场的普遍风气，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因此当时就有官员为马士英打抱不平，说他纯属流年不利，活该倒霉，甚至说他是被万恶的阉党给陷害了，因为告发他的王坤本是太监出身。
为马士英鸣冤屈的这些人中，颇有一些东林，复社人士。因为早年的马士英，从思想情感上是比较倾向于东林党的。
从声名煊赫的封疆大吏，到充军发配的待罪之人，落差实在太大了！马士英感觉像似做了一场梦，精神恍恍惚惚的。
略感安慰的是，在留都南京，孤独失意的马士英很快遇到了同样垂头丧气的阮大铖，两个倒霉蛋久别重逢，相拥而泣，感叹唏嘘。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相同的遭遇和处境，让二人倍感亲近，从此，两个人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在《明史》里，马士英与阮大铖虽然都被贴上了“奸臣”的标贴，但这对难兄难弟的友谊似乎比许多革命同志还真诚。除了相同的境遇，还因为志趣相投，相互敬佩，他们俩都是有才华的人，阮大铖精戏曲，马士英工书画，马士英留下的一幅山水立轴，本世纪初曾拍下五十万元的高价。
在这段异常艰难的日子里，阮大铖经常请马士英看戏，并从戏班子里挑出声色俱佳的歌妓送给他，以慰藉马士英客居异乡的寂寞。马士英投桃报李，即使是阮大铖在被排挤，被驱逐，躲藏进牛首山里的最为狼狈的时候，他也不顾别人的白眼，依然陪伴在阮大铖身边，不离不弃。
就这样，他们经常推杯换盏，互诉衷肠，相濡以沫，互相安慰，互相鼓励，感叹着命运的不公。唯一不同的是，阮大铖还在做着种种的努力，绞尽脑汁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而马士英已经心灰意冷，开始认命，没有后台，没有背景，没有巨额财富的支撑，没有贵人相助，他不相信还能时来运转，还有什么人间奇迹能够出现。
可是，奇迹竟然很快出现了。
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的一天，一队骑兵风驰电掣般来到马士英的寓所，高声宣读圣旨：起用马士英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使，总督凤阳。
喜出望外的马士英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下子懵了。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铁哥们阮大铖背后为他打点办理的时候，眼眶湿润了。
大恩不言谢，我心中是有数的！
平心而论，出任凤阳总督的马士英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他刚一出山，就平定了保定总兵官刘超发动的叛乱。
刘超本来是四川总兵，后因事被罢免，闯王李自成进攻开封时，刘超上书朝廷，愿意招募家乡的土寇前去救援，于是被起用为保定总兵官，率军开赴前线。
但接到谕旨的刘总兵又害怕了，不敢带兵去跟声势浩大的大顺军对阵，朝廷虽多次催促，他仍宿留家中不动，并且还因私人恩怨杀掉了御史魏景琦等三家人。保定巡抚王汉前来责问，刘超干脆连王巡抚也杀了，占据城池举兵造反。
凤阳总督马士英奉命前去征讨，连战皆捷，最后筑起长围将保定城重重围困。刘超原与马士英相识，势穷请降，马士英假意答应了。刘超出城相见，不肯解去佩刀。马士英笑笑说：“你既已归附朝廷了，还带佩刀干什么？”走过去亲自给他解了下来。
不久，马总督暗地里遣散刘超的亲信，找机会捆绑起刘超，向朝廷献俘。刘超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处死了。
随后，马士英率领手下两员大将黄得功，刘良佐又去进攻张献忠的农民军，获得潜山大捷，把大西军赶出江北。当时中原鼎沸，农民起义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而南直隶省还能保持相对的繁荣和安定，这里面少不了马总督的一份功劳。
有了马士英这棵大树的遮挡，阮大铖明显又活跃起来。经马士英介绍，他结识了勋臣刘孔昭，太监韩赞周等人。要说阮胡子也真有本事，家里又有钱，时间不长，他跟刘孔昭，韩赞周就变成了莫逆之交。
唯一遗憾的是，阮胡子还不能出来做官，因为崇祯皇帝坚持逆案很坚决，马士英不敢，也没有机会举荐阮大铖。
老谋深算的阮胡子感到愤懑：既然仍要靠边站，那么借助马士英的势力，收拾几个曾经欺侮我的仇人，出出胸中这口恶气，也能痛快一些。
于是，他把矛头首先对准了正在走桃花运的复社公子侯方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