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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带着张继的亲笔书信来到“大德丰”的时候，乔致庸正在抄写《波若波罗密多心经》，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每天抄写一遍，然后念诵一万遍。他认为《波若波罗密多心经》有抑制虚浮、化解焦躁的作用，可以使自己时刻保持清醒。
自从一年多前，张继前来游说，与自己畅谈“汇通天下”问题，又提出以“官督商办”形式经营“金融业”，乔致庸已如死灰的心就又一次燃起了希望的火苗。他一生致力于实现“汇通天下”的理想，却一直郁郁不得志。他需要有一个精神支柱，哪怕这支柱只是自己的幻觉，更何况他足够信任张继，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有头脑、有能力做成这件事。
一年来，官场中的一些朋友也向自己提及过张继成为了朝中的新贵，是恭亲王面前的红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和得意门生，现在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后来，又听说，张继跟随曾国藩率军抗英，成了朝廷明令封赏的功臣。
但是，这么久以来，张继没有再来找过自己，甚至连一封信都没有给自己写过，就好像当初的那个承诺根本不存在似的。
但是，乔致庸仍然保持着对张继的信任，因为经过那次深谈，他见识到了张继的格局和心胸，他知道，张继一定会履约的。退一步讲，作为一个商人，他知道，任何生意都是有风险的，不可能稳赚不赔，即便张继反悔，那区区一万两白银根本算不上什么损失，就当是张继一席话点醒他、开阔了他思路的学费好了。.com首..发
话虽如此说，乔致庸始终还是盼望着张继的消息，毕竟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他已经准备了整整二十年。
就在刚才，管家抱进来报告说来人是张继的使者，来送张继的亲笔书信的。乔致庸虽然故作平静，却激动得手一抖，将一滴墨汁染在了那一沓纸上。
接过张继的书信，乔致庸颤抖地展开，只见信文如下：“乔东家：别来无恙。这一年来，未能再度亲自拜访，更无只字片语奉上，心中着实不安。盖因路途奔波、战事繁巨，加之推行‘汇通天下’的规划方案未得到朝廷批准，是无颜再见恩人。上月，张继重回两江，开始试行‘新政’。目前，推行‘汇通天下’已万事俱备，唯欠乔东家这一股东风。请即与来人赶赴两江一行，张继顿首。”
乔致庸一拍手，喊道：“好”，说罢，回头吩咐道，“马上去准备，我明天要出远门。”
……
使者带着张继的亲笔书信找到容闳的时候，他刚刚下班回家。他现在供职于上海的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
容闳于道光八年（1828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道光十五年（1835年），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入读马礼逊纪念学校。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容闳跟随老师、美国教育家勃朗牧师赴美国留学，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道光三十年（1850年），容闳考入美国耶鲁大学。咸丰四年（1854年），容闳毕业，返回中国，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
容闳在美国留学七年，对美国经济之发达、政治之民主、科技之先进、社会之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师从欧美”是中国自立于世界、实现民族复兴的唯一出路。因此，归国以来，他就致力于推进留学生事业，曾多次上书朝廷，请求朝廷公派留学生出国。但是那些书信都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回音。
早已伤心失望的容闳根本想不到竟然会有朝廷大员主动找到自己，来请自己协办建厂、办学事宜。虽然满腹狐疑，但他仍然爽快地答应了。
……
当张继来到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凤鸣书院的时候，盛宣怀正在被书院院长岑寂高打板子。此时的他只有22岁，刚刚考中秀才，进入凤鸣书院读书，还远不是后来那个闻名于世界的著名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
凤鸣书院是武进县的县学，作为书院院长的岑寂高自然也就担任着一县学政，虽说只有九品，到底也是朝廷命管了。其实，他早就看这个叫做盛宣怀的学生不顺眼了。这个学生出身世家，一点儿没有那些寒门子弟的刻苦用功，仗着有点小聪明，才勉强中了这个秀才。平日里，也不见他仔细研读“四书”、“五经”，倒是每天捧着些《天演论》、《海国图志》之类的杂书去读。更为可气的是，这个学生因为舅舅在檀香山（夏威夷）经商，曾经去过几次海外，每天把西洋的礼乐文化挂在嘴上，鼓吹西洋典章制度的优越，这是院长尤其不能忍受的。若不是因为盛家是武进县的望族，势力身后，盛家又每年捐给凤鸣书院一千两银子，自己早就找机会奏请县令张茂辰革掉他的功名了。
虽然早已打消考取功名的念头，岑寂高还是保持着每天做一篇八股文练笔的习惯，毕竟为人师表，道德文章必必须样样拔尖才是。今天上午，岑寂高刚刚做完一篇《君子固穷》，读上几遍，直感觉字字珠玑，实在是天地间至文，即便是翰林院硕儒们们的文章，也不过如此了吧。
岑寂高心情大好，诗兴大发，决定去凤鸣书院的后花园走走，找找灵感。没想到刚刚走到垂花门下，就听到后花园里一阵喧哗，隐约听到有人在争论着什么。
走近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得意门生张唯羊在和盛宣怀辩论，张唯羊是县令张茂辰的侄子，八股文做得好，又写得一手好诗，深受自己的喜欢。
只听张唯羊说道：“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照你的说法，倒应该鼓励士农工商都去‘怀土而不怀德，怀惠而不怀刑’了？那样一来，整个国家岂不是要追名逐利、道德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