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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恩说：“前天他家里人来我家问消息，说是出门五六天了，都没有回家，我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谁知却死在这里！”
刁星假装惊讶地说道：“你还不知道？令表兄是被人弄死的。这个凶手，就是对面开店的张昌伯。他凭借有钱人的势利，不知为了什么争吵起来，将令表兄毒打痛骂一顿。现在令表兄忽然身亡，纵然不是他打死的，也推脱不了责任。”
说罢，又道：“看起来不像是淹死的，竟像是上吊自缢的呢。如今你去告了他，那份丧葬费用就有了。这是小弟路见不平，一片热心肠，听任老兄裁夺。”
这时朱恩想起前些天发现死尸的事，以为刁星的话可能是真的，但他又受过张家的大恩，怎好忘恩负义。只是虞家没有男人，少不得要他出头作主，万一自己移尸的事被人知道，也是担当不起的。
朱恩踌躇半天，只得说道：“我也作不得主，必须要找我表嫂来出面才是。今天已经晚了，明天再说吧。”
朱恩回到家中，将事情对母亲丘氏说了。
丘氏说：“没有想到虞表兄死得这样惨！但你也不可造次，必须将真相弄清楚。你的性命全亏张家保全的，如是那晚他将你送往官府，咱们全家也饿死了。依我看来，张家这样的好人，不会是凶手，虞表兄的死必有别的缘故。”
朱恩听了这话，来到张家，先谢过了昌伯的救命之恩，然后才问起虞信之的事。
虞信之到张家行诈，本来是没有通报姓名的，张昌伯想了一想，才说：“想必是这个人了。”
于是将他行诈败露的事说了一遍。
朱恩说：“这么说来，我的表兄不知受了什么人的唆使，把性命白白断送了。”
张昌伯吃惊地问道：“这话怎讲？”
朱恩便把信之自缢于张家门外，自己移尸于河中，刁星要他控告到官府的事，详细说了一番。
昌伯听后，不禁毛发耸立，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只得说道：“从来都不相识的人，怎么诈骗起我来了？虚者自虚，实者自实，将来总有说清楚的时候。”
朱恩说：“当今之世哪有什么真假？等你说清楚的时候，家财早已被弄去大半了。只是我承蒙先生照顾，自然会替你周旋。你不用为这事忙碌。”
昌伯再三表示感谢。
朱恩别了昌伯，一路上想道：“信之哪有亲戚在别人家做工？如不是骗局，怎会把性命白白送了？”
他又想道：“诈骗肯定是有的，但毕竟是为争论而死，这却是真情。要不然难道死在门口也是假的吗？如今虽然尽了我报恩的念头，但是信之的丧葬费用，应当怎么办呢？”
朱恩越想越烦心，愁苦不堪，走了半里多路，忽然脑海中闪现了一个念头：“我真是昏了头！乐公济定有见识，怎么不去和他商量呢？”
于是，直接来到乐家，找到了乐公济。
这时已经是掌灯的时候了，朱恩顾不得叙寒问暖的客套话，便把信之的死，刁星的话，一一告诉了公济，求他商量个办法。
公济说：“依你说的情况来看，事情出在刁星身上，明天你去将刁星告了官，就会弄明白了。”
朱恩道：“怎么会是刁星有问题呢？”
公济道：“河中捞出死尸，大家都在仓猝之间，为什么他知道信之是上吊自缢而死的呢？别人为什么又不知道呢？就这个细节，也就有许多问题在里面。”
朱恩这才有些省悟，说道：“这话有道理，但我却没有想到。但是现在应该怎样告他才恰当呢？”
公济说：“我早就知道刁星是个无赖光棍，专门诈骗他人钱财，害人性命。你现在只是告他唆使他人自杀，企图诬陷平民的罪名。不怕他不赔偿你表兄的性命。你表兄有没有儿子？表嫂姓什么？你先说给我听听。”
朱恩说：“他没有子女，表嫂姓艾。”
公济说：“你明天同表嫂早些到县府来，我要教她见着官员应该怎样说。然后我再去呈递状子，给被告刁星来个措手不及，毫无防范，这才是上策。”
刁星在家等到第二天，满以为朱恩会来，便可和他共商大计。不料左等右等都不见朱恩的影子，不禁焦躁起来，想道：“他这个不识抬举的家伙！既然不来，我是张家的邻居，自己去报官，看他认不认账。”
正要去写报官的单子，忽然见到几个公差走进门来，要他去衙门一趟。刁星吃了一惊，不知道为了何事。等到他看了传票时，才知道是为了虞信之的事，原告是虞信之的妻子艾氏，陪告正是朱恩。
刁星心中怨恨不已，对公差说道：“我又不是凶手，也不是应当提审的犯人，他们告我有什么理由？”
公差道：“我们不过是奉命而来，你是不是凶手，我们哪里知道？老兄应该到官府面前辩明道理才是，和我们说这些也是无用的。这几句话，也抵不得钱用，我们的差钱酒饭，也少不得请你拿出来的。”
原来，公差传拘有关的人，要给些差使费。
刁星说：“这差使费，自然有人会出，我却不能代劳。等明天我说出哪个是真凶，他是个富翁，再由他全部数给你们，怎么样？”
公差说：“这话说得倒好！我们是按传票上的名字找来的，又不认识什么富翁。虽然承你盛意，但是这差使费还是要收的。”
刁星耍赖说：“你们是凭票拘人，没有说过要凭票取银子，为什么要我出差使钱？”
众公差勃然大怒，喝道：“你说得对，是我们错了！得罪了不要怪我们！那就一起走吧。到了官府听候审讯，如能找出其他凶手，我们就不敢上你的门了。”
说着，将刁星扣押着便走。
刁星笑道：“冤有头，债有主，还不知是谁偿命哩！跟着去一趟也不是什么难事！”说罢便随着公差，一直走到县衙门。
刁星见衙门厅堂上挂的审讯时间，安排在明天，便要回家写个申诉状。那些公差怪他不愿出差使费，不要他回家，竟把他关在衙门的一间房内。这些人为什么愿意为朱恩出这么大的力呢？原来都是看在乐公济的面子上。公济与衙门中的朋友，都相处得很好，只要是帮助公差承担事情，都做得十分周到；如果公差需要钱花，从不缺少一分一毫，所以衙门中的人对他都言听计从，办事非常乐意。
这长洲县知县名叫藤云霄，进士出身，极有威风，十分清廉可敬，更有断案的才能。到了第二天，原告、被告等一批人众都出堂候审。
藤知县先传唤艾氏，问道：“你怎么知道你的丈夫是刁星谋害死的？平时他们二人有仇吗？”
艾氏说：“我的丈夫名叫虞信之，因家中缺粮，没有其他办法，便去城中卖鸡，以便接济生活。他到城中去了二十多天，都没有回家。昨天朱恩来报信说，虞信之已经被刁星谋害了。我心情急迫，故此向老爷投递状子。平时和刁星其实也没有什么仇。”
藤知县叫她跪在一边，立即传唤朱恩，喝问道：“你有什么真凭实据，知道是刁星将虞信之谋害死的？既然知道真相，为什么当时没有马上报案，直到今天才来告状？这显然是欺蒙官员，诬陷平民了！”
朱恩说：“小人和刁星从来都不相识，为什么要诬陷他呢？前天小人偶然走到桥边，看见横着一具尸体，是从水中捞上来的。我上去仔细一看，没有想到死者便是小人的表兄。当时大家都在场，不知道死者是上吊自缢而死的，只有刁星一人知道，说是死者上吊自缢后被人拖到河中的。只这一点，就有令人怀疑之处。”
藤知县又叫朱恩跪在一边，唤过刁星来，问道：“你是怎么将虞信之谋害死的？从实招来！”
刁星说：“知县爷爷在上，这是他们冤枉小人。那虞信之，如果说要谋他的财，他又是个穷人；如果说要报冤，他又和小人没有仇冤。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谋死他呢？虞信之的死，只是因为一个缘故。几天前，小人见他和开布店的张昌伯争吵，被昌伯痛打了一顿。小人再三劝阻都不听，以致信之心生愤恨，自杀而死。张家看不惯小人住在他们对面，因此诬告小人。”
藤知县说：“失足死于河中也是常事，你怎么知道他是因愤恨自杀的呢？”
刁星说：“我见他脖子上有绳索的痕迹。”
这时，藤知县已经有五分怀疑是刁星搞的鬼，另有五分怀疑是张昌伯的责任。
藤知县吩咐传讯张昌伯，才好定夺。
昌伯被拘到县府，当堂跪下。
藤知县问道：“你是张昌伯吗？”
昌伯道：“小人便是。”
又问道：“虞信之和你争吵后，是什么时候被逼死的？快快说出来！”
昌伯说：“小人家有薄财，知道礼法，怎敢无端地将他人逼死呢？”
刁星在旁边插嘴说：“你前些天和他吵架，他见你有钱有势，吵不赢你，含恨自缢而死。你怎么还想欺蒙县太爷！”
藤知县将刁星喝住，不准他多嘴，转过来又问昌伯道：“他为什么和你吵架？”
昌伯便把老妈子病死之后，他忽然来自认亲戚，因经不起盘问，讨了个没趣便离开了的事，从头到尾，详细诉说了一遍。
藤知县又问刁星道：“当时你在不在场？你怎么看见他们吵架的？”
刁星说：“就是没有看见，他们吵架也是事实。”
藤知县说：“你身居出事地点，看见虞信之死了，就应该报官，为什么一直等到今天被别人先告发这事？”
刁星说：“本来是想立即报官的，只因昌伯匿藏了虞信之的尸体，小人又没有查到证据，所以不敢乱报。只是这擅自移尸的行为，便是一个罪名了。”
藤知县喝道：“胡说！他匿藏尸体，你如看见了，就应该止住，不许他移开了！”
刁星说：“他如要藏尸，小人从哪里知道呢？”
藤知县大怒说：“你这奸滑险恶的奴才！在本县面前，还敢巧言惑众！你既然不知道真相，怎么敢擅自诬陷他人？”
刁星支支吾吾，不敢开口。
藤知县知道他心虚，喝令左右公差将刁星施用夹刑，用棍子将双手夹起来。那两边站着的公差正在怨恨刁星不给差使费，便重重使力用刑。刁星虽然是个无赖，但从来都没有受过苦刑，一时之间竟熬不住了，只得把虞信之卖鸡开始，直到引诱他自缢的事，全都招了。公差这才放下了夹棍，将口供录了。
藤知县进一步又问道：“这就是真相了。那个尸体为什么又被弄开了，难道是想要给张家增加个移尸之罪吗？”
刁星道：“小人开初不过是想借此要张家出几两银子，本来并没有想要叫他偿命。人都死了，怎么会又去将尸体移走呢？求县老爷详察。”
藤知县便对张昌伯说道：“这不用说，定是你移尸避罪的计谋了。如不用刑，怎么肯招呢？”
喝令左右也将昌伯夹起。
朱恩见状，连忙上去禀报道：“这是小人的事，不敢害了无辜。”
藤知县道：“为什么是你的事？”
朱恩不敢隐瞒，便从自己行窃张家、张昌伯赠银说起，把自己改过自新、感激昌伯的恩德，当时又不知道死者是自己的表兄，所以移尸的经过，全都禀告清楚。藤知县见朱恩为人诚实，博慨揽过责任，心中也同情他，不十分追究，只责备了他几下，以了结案子。
张昌伯虽然不是威逼他人致死，祸却是由他引起的，罚银二十两，作为艾氏埋葬虞信之的费用。刁星居心不良，设计陷害他人，酿成人命，判为死罪，监候处决。艾氏和朱恩等人一齐放回家中。
乐公济在门口迎接众人，与张昌伯相见。
朱恩为昌伯介绍道：“这就是乐先生，大名公济。今天的事，多亏乐先生指教，才得以清白。”
艾氏、昌伯便向公济再三致谢，各自回到家中。
后来刁星死于狱中，他的妻子水氏又改嫁他人。可见天理昭彰，人算不如天算。
这场官司，多亏了朱恩。张昌伯虽然花费了二三十两银子，却免去了刑苦和破家的结局，心中十分感激。于是，张昌伯准备了两桌酒，邀请朱恩、乐公济一起欢聚，稍尽情意。
酒至半酣，昌伯从袖中取出三十两银子，送给朱恩，并说道：“朱兄拿去做个本钱，开个小店铺，也可以将就过日子，不必在路上吃苦了。”
他又取出二十两银子送给公济。公济谦逊了一阵，也收下了。
朱恩却再三推辞道：“这些事情，怎能受他人冤枉？一来是先生平时有大德，自有上天保佑；二来是遇到官府清廉，又承蒙乐先生指教。我朱恩有什么功劳，怎敢接受厚赐？”
公济说：“恭敬不如从命。你们今后相处的时候很多，有的是报德之处，还是接受了吧，大家彼此相安。”
朱恩听了这话，不敢再推辞。三人尽欢而散。
朱恩从此做起生意，后来成为有钱的富人。乐公济又为朱、张两家作媒，联了婚姻，世代往来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