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第100章 85—今天一整天考试,所以没空更新,我就先替代一下,明天再把内容改回来
战国是由分裂走向统一的社会大动荡时代,各国统治者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都实行“蓄士”、“养士”政策,造成了社会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盛况。由于战国最大的特点是“战”,战争成为各国的头等大事,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存亡,所以不论哪个国家的统治者,不论哪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没有不谈及战争的,因而战国时期的战争理论空前繁荣。战国各学派的战争理论,虽因代表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不同而有所不同,但由于都产生在同一历史时期,都是继承前人与总结当时战争的实践经验,在哲学思想上又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又大都建立在“民本”主义基础之上,所以在许多重要论点上,都和稍前的《孙子兵法》一脉相承。不过由于战国军队的结构与编成、战争的规模与目的、作战的方式与方法,都较春秋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战国的战争理论比《孙子兵法》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最主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在战争观上:一是对战争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依据战争产生的直接原因,人们将战争区分为“义”与“不义”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支持“义战”,反对“不义之战”。认为“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吕氏春秋·禁塞》);并提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商君书·画策》),“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司马法·仁本》)等的观点。二是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与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基本精神相类似的思想。认为“正(政)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司马法·仁本》),指出政治与军事是本质与表象的主属关系,说“武为表,文为里”(《尉缭子·兵令上》);并进而强调政治对战争的决定作用,说“兵之胜败,皆在于政”(《文子·上义》)。三是对战争与人民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所有军事家们,不论其思想倾向于哪一学派,都强调人民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必胜”(《荀子·议兵》),说“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文子·上义》)。与其他因素比较,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尉缭子·战威》),说如能“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尉缭子·制谈》)。
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一是有了以少击多的思想。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认为采用伏击、突袭、邀击等战法,即可以寡击众。二是持久战思想已经形成。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由过去的“固垒而待之”(《左传》成公十六年)发展为“固守勿与战”(《国语·越语下》),以及为了反攻而“埤垒广志”的“必以为久”(《孙膑兵法·威王问》)。三是歼灭战思想渐趋成熟。不但认为“尽敌为上”(《国语·周语中》),而且要“覆军杀将”,使敌“虽欲生而不可得”(《孙膑兵法·月战》)。战国后期的长平之战,赵军40多万被秦军全部歼灭,就是最典型的歼灭战战例。四是预备队的理论开始形成。认为战阵必须“有锋”、“有后”,“待令而动”;兵力部署应“斗一守二”,控制三分之二的兵力待机扩张战果(《孙膑兵法·八阵》)。五是城市防守战的理论已渐完善。不仅有了基本上可以包括整个冷兵器时代的全部攻守城战法,而且认为“有必救之军”才有“必守之城”,解围必须“中外相应”(《尉缭子·守权》),攻城必须“阻其外内(阻止援军人内)”(《六韬·虎韬·略地》)。在作战方法上:一是有了野战中的各种不同的战斗队形,如方阵、圆阵、锥形之阵、雁行之阵等。二是有了各兵种的基本战法,如步战,骑战、车战及协同作战战法等。三是有了在各种地形、情况条件下的战法,如森林战、江河战、山地战和防夜袭、防火攻等,以及遭遇战和行军、宿营、警戒等。在军队建设思想上:一是有了精兵主义思想,认为“兵之胜在于篡卒”(《孙膑兵法·篡卒》),“不在众寡,以治为胜”(《吴子·治兵》),主张选卒、练锐。二是有了相当科学的训练方法,由“一人学战,教成十人”,最后扩散到“教成三军”(《吴子·治兵》),还主张“教无常”,“因便而教”(《管子·兵法》)。三是赏罚制度上出现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的新思维(《六韬·龙韬·将威》),并强调赏罚有度,认为“赏法无度”则“国虽大,兵弱”(《韩非子·饰邪》)。四是出现了极为完善的司令部组织。总之,战国时期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提出了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并形成了系统的军队建设理论。不仅代表了战国时期的水平,而且已经奠定了以抽象思维、理论概括为特征的传统战争理论的基础。整个中国冷兵器时期的战争理论,虽然始终在不断发展提高和丰富完善着,但在主要的原理原则上,没有超出战国的范围。
战国时期出现了专门从事战争理论及相关问题研究的人,他们被称为兵家。为总结战争经验,表达自己的见解,许多兵家都写有论述战争的着作,被称为兵书。西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时,共有“百八十二家”,除少数是战国前或秦、汉之际外,多数成书于战国。有的是着名军事家本人的着作或其弟子、后学辑录其事迹、言论及着述,如李牧的《李子》、信陵君的《魏公子兵法》等;有的是不着名但对战争理论颇有造诣的军事家写成后伪托前代着名军事家的名字问世的,如《神农兵法》、《黄帝》、《蚩尤》等;还有的是追述或编辑前代及本国军事制度、作战原则的,如《司马法》、《楚兵法》等。可惜至汉代之后大多数都散佚失传。目前仍流传并有较高学...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